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口述史与当代文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与传统文学史相比,文学口述史具有人民性、故事性和操作性.这种"活"的文学史不仅讲述鲜活、生动的口述史料和文学故事,而且展现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技巧.文学口述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二是口述史料的综合研究.如果我们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研究、记忆研究、媒介研究等.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的热点审视及其态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口述史实践成果的不断涌现,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口述史”概念屡遭误用或滥用,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许多成果只停留于积累口述史料的层面,口述实践缺乏严谨的操作规范,口述主体单一。进一步厘清口述史概念,规范口述史的研究过程,加强跨学科的理论整合和业界沟通,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史研究

口述史学的引入,推动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丰富了国史研究的史料来源,突出了其学术性特征,带动了其他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并使当代中国史研究更趋于社会化、民主化。但是,口述史学方法存在的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其在当代中国史中的运用与发展。因此,研究者应积极采用口述史学研究方法,同时又要认真研究,努力避免口述史学自身所存在的弊端,促进口述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推广。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评《山西抗战口述史》

由张成德、孙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一书,已于2005年8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据称该书“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真实地立体地反映山西抗战的口述史著作”[1]。最近,我有幸拜读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卷本《山西抗战口述史》,并因此而对这部著作产生了一些看法或意见。但由于本人对口述史的操作规范等基本知识,知之甚少,这些看法或意见未必妥当,甚至是错误的。不过,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我还是冒昧地将这些看法或意见提出来,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纵观《山西抗战口述史》一书,我觉得有以下一些特点或优点:一、提出了一些新…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开始兴起,强调关注"人"的历史和"活"的历史,不仅对传统历史学研究范式构成挑战,而且影响很快蔓延至其他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本研究在细致梳理国内口述史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存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两种口述史研究路径,二者之间界限较为分明。正是因为不同学科口述史研究理念的差异,极大限制了中国口述史的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口述史跨学科研究的优势,超越于既有的研究范式,从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拓展并深化口述史研究。同时,口述史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经验,加强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并通过口述史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基础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可行性

口述史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和现实相联系,由此产生的出版物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如把口述史方法运用于基层教育问题的研究,既可以拓宽教育史研究的史料来源,还有助于实现研究过程中精英视角与下层民众视角的结合,并最终调动起研究者对人的经验的重视,对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育史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想象史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以雅克·勒高夫的想象史研究为例 ,对当今法国年鉴 -新史学派所开创的想象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 ,并对它出现的原因及其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评价。笔者认为 ,想象史出现的原因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想象史是法国年鉴 -新史学派的史学家继续致力于开拓新领域和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结果 ,同时它的出现也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次 ,想象史是法国新史学家更新史料观念和开发史料领域的结果 ,同时它的出现也进一步更新了史学家的史料观念和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再次 ,想象史是法国新史学家不断更新史学观念的结果 ,同时它的出现又进一步导致了史学观念的更新。     

谈谈口述史工作者的修养

近年来中国口述史学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不仅在史学界,在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口述史的相关作品。互联网上,关于口述史的文章也屡见不鲜。然而当前中国口述史学界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口述史工作者的修养亟待提高。文章试从理论修养和专业修养两个方面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和看法,认识浅薄,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台湾史专家谈台湾史研究

在“海峡两岸台湾史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研讨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几位台湾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就我国台湾史研究的意义与现状谈些看法与意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孔立:建国以后,我国曾经重视过台湾史研究。1956年,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合著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1961年,在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之际,在厦门市召开了“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全国学术大会,学者们写出了大批论文,出版了相关图书。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研究郑成功儿子郑经那段历史被认为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而遭到无理批判。“文革”中,台湾…     

略论口述资料的解读

对口述史料的解读关系到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判断和理解,这是进行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要准确地分析口述史料,必须以完整的口述访谈过程为基础,正确认识个体记忆的形成规律,分析影响记忆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判断口述资料真实性。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口述史叙事

后现代文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带来了文学与文化的变革。口述史研究是后现代文化关注弱势群体,让处于边缘文化的民众进入社会中心舞台发出声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从对历史、文学的口述史研究发展到影视的口述史研究。本文以访谈纪录片《消失的1945》为分析对象,提出"声音"是口述史叙事引人注目的听觉形象,电影口述史叙事充分发挥视听艺术的功用,让口述者的声音叙事引领着画面的切换,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     

论“马行街无蚊”——从环境史角度的诠释

治经济史的学者对“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相当熟悉，学者们在研究、论述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时，经常引用此则史料。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则史料的分析仅限于经济史、城市史研究中，未免有所局限。其实，“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还可以从环境史角度来思考、分析，它体现了古人的环境意识，而我们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的环境意识，正有助于更好地建构中国环境史。     

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

近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几乎同时进入国人的视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理应成为历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口述历史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传承和研究中有所作为."口述历史"侧重的也是人的语言叙述.它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访谈,记录采集丰富的、鲜活的、客观的史料.它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另外,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学科建设,口述历史的介入是其应有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需要口述史的抢救性保护.与一般史学不同的是,口述史主要关注现实性的问题,现当代的历史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是口述史的重要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在史存,人无史亡.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抓紧时间抢救那些"活态"史料,或补文献史料之不足,或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悖论及其反思:以单位人讲述为例

近年来,口述史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和书写方法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单位人口述作为单位研究的重要范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的单位人讲述和作为“改革参与者”的单位人讲述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单位人个体记忆与集体话语之间的“记忆裂痕”以及同一单位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给出不同口述内容的“记忆偏差”,呈现了单位记忆的不同图示,而由此生成的两种叙事或许可以成为透视“记忆悖论”、逼近历史完整性的另一种路径。     

试论口述史研究的分类——以NGO口述史研究为例

对口述史的分类,直接关系到口述史的操作,影响着对口述史总体规划的把握。在探讨口述史分类过程中,划分标准的选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口述史所关注的中心内容为基础,以分析问题的角度为切入点,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划分视角。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视域融合视野下的唐德刚口述史学

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诸多启示,体现出口述史学视域融合的特点。他认为口述历史不等于口述史料(回忆录、访谈等),而是口述者自我体验与历史记忆,研究者与口述者多重视域的融合。口述史学避免了其他历史研究不在场的距离感,但口述者的在场已不是当下的在场,对口述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原则,才能取得史料和学术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口述史自身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