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中国海监发力掌握维权执法主动权——在钓鱼岛海域成功驱逐日本侵权船只

自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事件以来,作为反制措施,中国海监对钓鱼岛施行了常规化的巡航工作。近期,中国海监船编队继续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执法,对日船监视取证,并向日方严正声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占以来就是中国同有领土的立场。     

日本加强对印外交的背景与前景

以2005年小泉访印为转机,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加强与印度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其目的是:战略上企图利用加强日印关系牵制和抗衡中国;外交上配合美国推动建立“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军事上加强日印海上安全合作,保障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线安全;经济上将印度视为“尚未开拓的市场”,为日本企业进军印度开辟道路。日本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预料未来两国关系会有较大发展,但却是有限度的。     

美欧对华“去风险”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对华“去风险”概念以来,美欧在该概念措辞上逐步趋于一致,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其主导的国际机制,联手推进“趋同存异”的对华“去风险”进程。美欧意图联合盟友和伙伴,拉拢目标发展中国家,在关键产品供应链、“经济胁迫”和“非市场政策”、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新兴技术标准制定、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进一步朝着具体化、机制化、趋同化的方向发展。同时,美欧虽然均采用“去风险”的对华政策表述,在战略意图、实施路径等方面存在趋同之处,但仍在战略目标、优先区域等方面有所区别。美欧对华“去风险”战略给中国经济、科技、外交层面带来一定压力,但其战略目标能否完全实现,不仅取决于美欧之间政策的趋同水平,还取决于美欧正致力于推进的新规范在全球层面的接受度,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相继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后,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美国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不断拉拢日印澳进行安全对话,促使“四边机制”逐渐形成。美日印澳通过升级“QUAD+”、扩大军事演习规模、增加高性能武器数量等方式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长效机制建设。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领导的战略体系,还有四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强化战略组合的新态势对南海的地缘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加剧了国际行为体在南海的地缘竞争,而且还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升温,导致南海及周边环境趋向复杂,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应保持积极的防范心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的历史考察

本文分为三个阶段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过程进行考察:①非法将钓鱼岛列入“托管”范围;②非法“托管”并纵容日本的非法活动;③非法“归还”琉球并私授“钓鱼岛”施政权.笔者认为,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合法权益,并对中日关系正常发展产生了影响.此外,钓鱼岛问题不仅助长了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气焰,而且成为美国牵制中日两国的手段.     

从日澳"安保关系"透析日本安全战略新动向

2007年3月日澳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安保关系".日澳"安保关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安全战略出现的新动向,即日本正试图确立起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澳"安保"为辅助的安全战略,并在200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得以初步显现.这表明,日本正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其他大国的安全关系来谋求更大的地区自主权,强化向"正常国家"迈进的政治资本,也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发展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兼论中美博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构建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菅直人内阁上台以来,积极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紧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计谋。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激化了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了两国关系出现又一次逆流。中日复交以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关系正是在搁置钓鱼岛争议的同时取得了长足发展的。现在日方有人否定 "搁置论",给中日关系发展设置障碍,必将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印太”视域下日本强化防务外交研究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

“双轨外交”是对各种非正式“民间外交”的称呼,充当着官方外交——“单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使得日本在对华外交中面临“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两难。而为转圜这一两难,使日本能同时在两岸获利,其灵活地将“双轨脸形外交”理论在现实中加以应用,并进行修正,提出了“水鸟外交”。     

日蒙战略伙伴关系10年进展评析

1972年日蒙正式建交,2022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2010年日蒙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在其8年首相任期内3次到访蒙古国,切实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尤其是2015年日蒙签订自贸协定,使双方经贸合作转入了互利和互补的轨道。安倍任内在促进日蒙关系的同时也联合美国建立了“美日蒙三边会议”,对标“中蒙俄三国元首峰会”,这使未来进一步扩展为“美日蒙韩”或“美日印澳韩蒙”等多边机制成为潜在选项,这一动向值得中俄警惕。近30年来,日本向蒙古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成为持续促进两国关系的主要动力。日本在开展对蒙援助时精心布局,日元贷款主要针对政府、无偿援助覆盖基层和草根群体、技术援助则面向社会精英,三管齐下、各有侧重,在构建“民心相通”方面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未来,铀矿和稀土资源或将成为日蒙两国拓展经贸合作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方向。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安倍内阁对华“战略对冲”政策及中国的对策思路

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及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等因素影响，安倍晋三并未像2006年首次上台那样为改善中日关系刻意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而是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并借该问题制造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还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拉拢东盟相关国家，构筑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拉美国入局牵制中国，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逼使中国就范。对此，作为中国的对策思路，亟需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运用“两手对两手”的方式，积极实施对日“反对冲”，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

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关注与21世纪以来日印关系的升温呈一致趋势。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虽然看似客观，但实际上是通过各种表征符号的选择和黏合来为日本政府提供在国际变局下有望与印度建立的“共有观念”的支点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基于日本自身对国际秩序变化和自身角色的认知，发掘表达两国在国际秩序观念层面共同之处的符号，如对多极世界的追求、对中国的他者化、中美战略竞争的平衡器等。其次是对日印关系历史中象征友好的符号进行再发掘和确认、对当今印度的战略重要性进行再发现的过程。再次，在印太区域秩序互动中，日本与印度通过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日印在亚非合作等符号展开有意义的互动，赋予这些符号不同的含义。总体上，日本建构了一个既是“主要合作伙伴”或者“准盟友”又是意义改写者和“特殊对待对象”的印度形象。     

日台关系的新走向

20 0 5年 2月 1 9日 ,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 ,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众所周知 ,1 996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美日安保条约的基础上 ,发表了美日安保共同宣言 ,指出一旦日本周边发生武力争端 ,美国与日本有共同防御的责任。此后 ,美日主管外交和国防的官员几乎每年都举行双边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 ,并发表联合声明 ,但从未就台湾问题是否包含在美日安保的范围内做过明确界定。美日这次发表的…     

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划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

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根据大陆架是大陆领土延 伸的原则,中国对整个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主权权利。东海大陆架理应由中国和有 关国家协商确定如何划分。为避免中日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两国关系,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来处理这一问题。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围 绕钓鱼岛问题、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以及关于海洋科考通报、海洋法磋商、渔业协定、东海沉船 事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与磋商,坚定地维护中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和在东海的海洋 权益,同时反复强调指出:维护东海稳定,避免矛盾升级,实现互利双赢对中日双方都有利。     

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动因及其影响分析

根据日本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等战略文件，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可划分为“全方位防御”构想、“多能、灵活、有效防卫力量”构想、“机动防卫力量”构想、“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五个发展阶段。《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三个新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展开了新一轮重大调整，其突出内容是把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提出日本可对敌领域实施反击的所谓“反击能力”构想，从而使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这不仅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冲击，给地区安全稳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安全化

安全化是行为主体把公共问题或常规政治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政治实践。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安全化取向。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和媒体结成安全化同盟,通过指认存在性威胁、争取观众支持和制定安全化法案三个步骤推动了“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构建了新的安全治理秩序。安全由此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而且,“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表现出明显的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的特征,决定了该安全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将中国构建为“敌人”的政治进程。这不仅导致澳大利亚陷入安全化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也严重冲击了中澳关系。基于此,中国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通过重启和优化外交对话机制、推动构建“中澳+X”合作模式、完善“二轨外交”机制和提升国际话语传播水平构建“去安全化”的对澳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