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庙的社区类型及其功能定位

藏区社会呈现出一种垂直分布的空间样态,且信仰社群的分布多与寺庙形成一定的聚落,因此,寺庙的社区类型对于理解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宗教社会特质具有重要性.按照在全国五大藏区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初步划分了藏传佛教寺庙分布的4种典型社区样态,说明其分类依据并描述了4种不同地理类型的社群及其信仰生活的环境概貌,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地理类型、社群分布、宗教虔信度及藏传佛教寺庙社会功能定位之间的联系,以期为现代化进程中藏区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提供一个宗教社会学视角的解读.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宁玛派典籍和敦煌古藏文P.T.996号文献,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在传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受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等影响下形成的比较特殊的宗教群体,并于吐蕃末期传播到安多藏区之今青海贵德、尖扎等地区,从而为藏传佛教初传安多藏区的历史提供有力证据。     

宗教、文化和生态的互动关系——尕藏加对藏传佛教的诠释

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一书系统性地对藏区的宗教、文化和生态进行研究并试图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藏区文化和生态的多方面影响,注重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重视从宽角度、多层次审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期望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使藏族地区摆脱经济文化滞后的局面。     

四川藏区民间口传文献的保护现状及对策

四川藏区流传着大量的藏族民间口传文献,如:神话、传说、山歌、弦子、谚语、格言、谜语、歌卦、格萨尔唱词等,这些民间口传文献承载着大量的文献信息,对四川藏区人文社会、宗教习俗、民风民俗等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利用价值,同时这些民间口传文献通俗易懂、寓意深刻,对当地人的道德行为、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本论文以四川藏区的民间口传文献为调查点,梳理民间口传文献承载的藏族传统文献信息,对现阶段四川藏区的民间口传文献的保护现状及对策进行分析和总结。     

藏传佛教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

藏传佛教的神圣性是由佛经文本和神圣物象、仪轨体系、僧侣组织等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所支撑的。佛经中的智慧广博,且很多经书由高僧大德用贵重材料抄写,彰显出其神圣性地位;神圣物象无所不在,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氛围,强化民众信仰。常规仪式形式简单,便于反复践行,宗教禁忌更是时刻规范着信众的意识行为;巫术为信众提供了宗教服务,宗教节日则是群体宗教情感和集体意识和谐释放的渠道,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神圣性的有力保证。僧侣是藏区社会的文化精英,学经的艰苦性和终身性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为僧侣身份贴上了神圣性的标签。     

新时期藏区宗教信仰的特点及自我调适

宗教问题是构成藏区主要问题的组成部分,宗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教信仰仍然是大多数藏族人的精神依托,藏传佛教对藏区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藏传佛教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教职人员应当成为优秀宗教文化的继承人和传播者,爱国爱教,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组织对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政治要求,也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责任与义务。     

宗教的网络传播与信徒的群体认同

基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虚拟教会”使宗教传播超越了种族、土地、权力等因素,为教义的传布、宗教仪式的举行以及教徒的精神交流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建构了信徒群体认同的新路径.与此同时,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又成为多种宗教相互对话的场域,以及再现不同教义的布告牌,信徒由此拥有更多解读和选择信仰的自由.“虚拟教会”既把个人与群体连结成一体,又使信徒的群体认同呈现出异于传统宗教的特征,信徒之间的社会网络更加复杂,并处于不断的分化、聚合过程中.在此语境中,宗教边界淡化,宗教本身及信徒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藏传佛教伦理的普世之途

藏传佛教作为传统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几千年来，不仅在藏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佛教伦理思想为缓和社会文化的多元碰撞，提供了信仰的驻足点和缓解信仰危机的人文关怀。     

新中国初期藏区基层治理的国家化——以青海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启动了基层治理的国家化进程,当时藏区社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纳入国家的制度体系。历经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实践,在藏传佛教宗教权力与旧制度世俗权力交织以及新秩序尚未巩固的场域中,最终完成了藏区基层治理的国家化。本文以青海藏区为具象考察对象,从实施基层治理的主体——党员干部队伍的构建为视角,最终概括出新中国初期藏区基层治理国家化在主流意识形态确立、原有地方权力整合和执政合法性巩固等方面所取得的基本经验,进而为当下加强藏区乃至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提供历史启迪。     

四川藏区牦牛产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牦牛是生长在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的高山、高原地区,唯一能够充分利用高原草地资源的优势牛种和特有的遗传资源.牦牛为藏民族提供着生产、生活必需的资料来源,同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文化、宗教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四川藏区是我国五大牦牛生产地区之一,牦牛业在当地畜牧业中占很大比重,牧区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靠出售牦牛及其产品,牦牛产品被公认为污染最少的"绿色"畜产品之一.然而,以牦牛牦牛产业却始终不能发展壮大,以牦牛养殖为主的四川藏区至今仍然比较贫穷落后.因此,有效促进牦牛产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发展牦牛产业的有效途径是牧民转变传统观念,在政府主导和龙头企业带动下,探索新的生产模式,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     

民国时期回族的国家认同重构研究

社会范畴化虽然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路径,但是却塑造了人的群体资格,进而成为了人完成社会认同化过程而建构认同的基本前提.社会赋予人以多元的群体资格,而人则形成多元的社会认同.多元的范畴资格对应着人们内在的“认同库”,各种社会力量则成为“认同场”上激发一重或多重认同的主要因素.在此过程中,回族的国家认同得到了彰显与强化.捕捉民国时期回族国家认同的表征形式,进而分析其建构、重构过程,刻画出其借助大众传媒而“传播扩散”模式的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