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郁达夫与鲁迅在上海的共事与合作

痛击"新月"派的挑战,创办<奔流>杂志,探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实质和内涵,团结"左翼"作家结成统一战线,争民主、争自由、抗日救国,是郁达夫和鲁迅携手的目的,同时也是他们在上海时期的主要生活内容.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整合

《讲话》对延安文艺界的思想批判及其对鲁迅文艺观的借鉴,是思想整风意图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有意识的整合。毛泽东在文艺的阶级性、杂文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问题上继承了左翼文艺的主流观念,同时在文艺的人民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又吸收了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观点。这一整合不仅反映了《讲话》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历史联系,也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鲁迅文艺思想之间的离合关系。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     

冯乃超与济南惨案

冯乃超是对济南惨案最为关注的左翼作家.他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以往被简单地视为标语口号化创作倾向的产物.但这组作品中的某些关键字句与当时的中共文件表述之间实则有着微妙的呼应关系,丛中可以显现出中共对济案应时策略的变化对于作者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左翼作家面对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冲突时的复杂心态提供了一种途径.     

沙底拾贝

郁达夫与安庆学校 我自幼喜爱文学，当然知道郁达夫。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总要大讲特讲郁达夫。也要求学生必须读他的作品。因为他是同鲁迅一起编杂志的文学青年。他是受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他是日本人杀害的中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1952年追认）。可是我却实在只知其名，而不大知其实。     

“统一战线”战略与延安时期的鲁迅文化——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为中心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对当代鲁迅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左翼文化多元构成的角度回溯这一评价,其存在着用左翼革命伦理掩盖左翼文化多元性,以及多重鲁迅评价的模糊性.究其原因,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模糊性源于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以及通过鲁迅公众影响建构延安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的叙事策略.     

可疑的领导权: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上)

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家,如王瑶和刘绶松,夸大了鲁迅在左联的领导权的重要性。实际上,左联的领导权是分裂的。鲁迅是左联的明星作家,也一度是左联的守护神及其幸存的象征。鲁迅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不过也仍葆有一个艺术家的品格。即使在与共产党有了多年的联系以后,他也丝毫没有丧失一个艺术家对于独立作为或独立不作为的敏感、习性和气质。在任何权威命令面前,他都能坚持个人的独立思考,以自己的良知说话。他的理想主义或许有点太过诚实,太过纯粹,以至于无法成为任何政党的优秀一员。左联的解散与两个口号的论争给鲁迅这位前领导者带来巨大的心灵伤痛。寒心,疲惫,愤懑,困惑,不满,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鲁迅与左联在1934年后期与整个1935年间的紧张关系。     

学习鲁迅 造就文艺新军——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指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从事文学活动的三十年中,尤其是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呕心沥血,培养文艺青年,造就文艺新军。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自“五四”开始,“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直面人生的个性化写作——论鲁迅对师陀创作的影响

师陀在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特征明显时登上文坛,没有归附任何文学流派.然而,他游走于左翼和京派边缘的创作姿态背后,深藏着对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继承和由此而来的对文学创作独立性的坚守.师陀重继鲁迅启蒙一途,并承继了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直面、反省、批判国民精神的弱点,特别是暴露被虚幻面纱所掩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象,延续并深化着鲁迅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批判与思考,力求触及文化的深层缺陷,大胆而尖锐地呈现出独到的见解.     

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的“盗天火者”──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

一、传播科学文艺理论的杰出人才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先驱者之一。由于他兼备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素质，有着对俄苏文艺的深厚修养，加之他独特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使他成为了在３０年代初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的革命文学翻译到我国国内来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不仅如此，他还在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参加当时尖锐激烈的文艺论争。他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并肩战斗，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为武器，排云拨雾，为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指明了…     

1936年: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中的转捩点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中,1936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但在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1936年发生了一系列看似不重要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如"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的去世,"新启蒙"运动的展开,而这些事件,都曾对中国后来的文学和文化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非凡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

一九三六年,冯雪峰同志在为《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译本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这是鲁迅的特点,也说明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特点。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对鲁迅的一生作出崇高评价时,强调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毛泽东同志和冯雪峰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极有见地,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也许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上,只有鲁迅,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是我们特别敬佩鲁迅的地方,也是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或后来者,不易达到并应该永远效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