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

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乐府诗的绝唱——唐代乐府诗成就探说

盛唐乐府名家辈出 ,佳作繁多 ,其中李白、杜甫最为杰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在通俗化方面成就突出。中唐以后 ,乐府诗创作渐呈衰势。唐代乐府是汉魏乐府后的又一个高峰。     

鲍照乐府诗之潜文化素质研究

鲍照的乐府诗题材多样,思想内涵复杂但又井然有序。既自觉继承了民歌的言情风尚,又弘扬了汉魏之交文人诗家忧念治乱的政治情操。流行于刘宋时期的儒学、玄学和道教等多种文化在鲍照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现实生活又引导着他进行文化选择与整合,并进而决定了他的乐府诗的文化素质。     

乐府诗中的“梅”意象

梅在古代诗歌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意象,梅花成为文人自主抒情的意象,成为一种极富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符号,凝聚着无数文人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融注了他们炽热的情感和睿智的思索;《乐府诗集》中对“梅”意象的运用渐繁。“梅”由无多大意义的装饰性意象到睹物感伤引发情思的媒介,再逐步发展成为主体审美赞赏的对象,梅花的人格象征意义也逐渐丰富。     

高启乐府诗简论

高启的乐府诗经常被笼统地视为唐以后毫无生气的拟古乐府诗中的一例。这种看法过于强调高启乐府诗中摹拟的成份,忽视了高启的创造才能。经过细致的分析和对比,本文认为,高启对乐府文学传统具有清晰而完整的认识,其乐府诗在严格遵循传统的诸多要素的同时,表现出良好的修辞技巧,并善于翻奇出新。通过在横、纵两个维度分别与杨维桢和王世贞作比较,我们可以相对准确地认定高启在唐以后乐府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可以此为起点,讨论高启在明代诗史上的地位等问题。     

清代海虞诗歌总集编纂考论

江南乃人文荟萃之区,海虞堪称高峰之地。至清代诗人之多,创作之富,为江南其他县域难以比拟。地方诗歌总集编纂在清代江南也同样具有代表性。王应奎是清代海虞诗歌总集编纂的先行者,被赋予了"标志创立"的地位,《海虞诗苑》对几乎所有后来编纂者都有典范作用。然而后继者并未定于一尊,昉于一式,各方面问题相当丛杂。从康乾时代开始,就隐然存在一种"编纂角力"的现象。因各类清代海虞诗歌总集都是民间行为,而操持选政者大体皆为诸生阶层,故这种"编纂角力"往往形成于社会基层,表现于人际之间、家族之间、市镇之间。在编订人员之进退、编成稿本之明晦、编辑过程之缓速、编入作者之扬抑等现象中,都可能存在一些复杂因素,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乐府诗三家英译及其译论特点

乐府诗的英译目前主要有许渊冲、汪榕培和李正栓的译本。三位译者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各自的翻译理论,又在其理论指导下译出了风格各异的乐府诗。许译乐府诗"意美"、"音美"、"形美";汪译乐府诗"传神"且"达意";李译乐府诗则"忠实对等,形神兼求"。这些译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诗歌翻译理论,并有效地指导了诗歌翻译实践。     

从刘宋朝帝王政策看鲍照乐府诗创作

由于在上者提倡 ,刘宋朝乐府文学兴盛。鲍照丰富多样的乐府创作与刘宋乐府发展潮流契合。宋文帝统治时期 ,鲍照乐府诗创作以模拟为主 ,尤以模拟汉魏文人乐府为多 ;孝武帝是刘宋乐府诗得以发展兴盛、创作风气获得新变的重要人物 ,他对民间流行音乐吴声、西曲大力提倡 ,使鲍照的乐府诗创作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因子 ,诗歌色彩较前期更为绚丽。     

江西地方志编纂研究

江西地方志编纂源远流长。始自三国吴时徐整纂修的《豫章旧志》,至民国时期共修志约 1000次左右,保存下来的志书有 510余种,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挖掘、整理、研究旧志内容,对于认识国情,掌握地情,了解民情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旧志编纂作了初步梳理,尤其对志书体例变化发展趋势进行了重点研究,对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必将产生积极、重大的影响。     

论魏晋六朝乐府诗的文人化——以女性形象的变迁为例

乐府诗产生于民间,属大众文学范畴,在魏晋六朝文人拟作乐府诗后,乐府诗的文人化便如影随行,即由大众文学向文人文学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大众与文人对于相同题材的不同处理(关注度、表现方式等)是近距离考察这一转化的最直观视角,因而我们选取了汉乐府与魏晋六朝乐府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这一视角作为考察的突破口。魏晋六朝乐府诗共经历了女性形象的三次变化,即曹魏西晋乐府诗中的寄托性女性、东晋刘宋乐府诗中非主流化的女性形象、齐梁陈乐府诗中的富艳性女性。这三次变化,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人情趣、文人文化,是乐府诗文人化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这些变化是由文人文学创作功能的转变造成的。     

齐梁时代的音乐观念及乐府诗的创作面貌

音乐观念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的音乐理论表述和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态度、认识和倾向.齐梁时代音乐理论表述集中于音乐功能论和音乐雅俗论两方面.总体继承了先秦乐教思想和儒家雅正的音乐观念;音乐实践中一方面寻求雅乐的传统依据,另一方面认可新声俗乐,并追求新声的雅化.齐梁时代雅俗兼容、共存的音乐观念为齐梁乐府诗的创作提供了开放的音乐环境,由此形成齐梁乐府诗全面的繁荣并推动雅乐、俗乐的新变.齐梁音乐实践观念对乐府诗创作的指导意义更为突出.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古乐想象与文学呈现：明代乐府诗的复古和新变

人们对明代乐府诗评价不高,多斥之为“模拟剽窃”。其实明代从立国之初就大力提倡古乐,在此种背景下,文人试图通过拟写乐府诗恢复汉魏古乐,以形式上的相似形成对古乐的想象,同时将目光转向民间俗曲,但最终从古歌谣中获得滋养。明人在创作乐府诗的过程中,努力寻求古题乐府诗的“本义”,继承元白新乐府、咏史乐府诗传统,加强讽喻,采用附加题目、加入诗序、固守形式、追求多元风格等方式彰显个性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明代乐府诗已完全脱离歌辞系统,文学性进一步增强。     

论齐梁陈乐府诗中采桑女形象的演变

采桑女最早作为诗歌艺术形象出现在《诗经》中,汉代,采桑女呈现为美德兼备的贞烈形象.至齐梁陈,采桑女形象则呈现出外表柔弱艳丽、有闺中思妇缠绵哀怨的情怀以及风流而多情的特点,这和此时期社会背景和创作观念相关.就文学史意义而言,齐梁陈的采桑女丰富了采桑女图谱,对后世采桑女形象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范成大乐府诗中的农民生活、民俗活动镜像

南宋文人乐府诗继承了新乐府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传统,宋代文人乐府诗呈现出徒诗化倾向。范成大乐府诗揭露统治者的剥削,体恤民生艰难。范成大乐府诗继承了乐府精神,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乐府诗记风俗的新功能,对民俗如实记录是范成大乐府诗的新特点。范成大创作的《夔州竹枝歌》等民歌体乐府,实现民俗内容与民歌体裁的完美融合,为研究江南农村生活提供了多元视角,保存了珍贵资料。范成大乐府组诗影响到后世组诗的创作,提升了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南宋吕祖谦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研究

吕祖谦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同时又是优秀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者,关于他的研究可以方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南宋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变化。通过选取最能反映吕祖谦档案文献编纂特色的若干实践成果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剖析了他创新编纂体例、独特选材视角、探究史料细节、采择文献完备等独具特色的档案文献编纂方法,揭示出吕祖谦在编纂文献汇编时包含的经世致用观念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心态。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翰林别集编纂标准的衍变

《四库全书》所收明代翰林别集经过多次筛选,比较《翁方纲编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三个编纂阶段的提要内容,会发现《总目》在编纂进程中,对明代翰林忠节之气的批评逐步加强,并试图将明代翰林的政治、道德、文章统合在中正平和为代表的圆融的文学观念之中,从而确立《总目》的正统批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