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四论“丁玲精神”

丁玲是我国著名的革命文艺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她在一生的创作活动和言行中,始终贯穿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宝贵品性。这是丁玲精神的体现,是其精神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1930年代“左翼”“进城”书写的“半殖民地”国家想象

1930年代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多采用政治、经济视角展开社会批判,尤其是"左翼"倾向作家的"进城"书写更为明显。王统照的《山雨》、茅盾的《子夜》《微波》、丁玲的《奔》、叶紫的《杨七公公过年》五篇小说构成了一幅1930年代的城乡"流民图",小说旨在揭露和批判支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外来资本"的"罪恶",呈现出"半殖民地"国家想象色彩。     

"灵魂"与"行为"的印痕——从丁玲的虚拟文本看其真实人生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丁玲虚拟文本中女性角色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行进的巨大变迁,通过对其原因的深层解读,能够看到更为真实的丁玲的“灵魂”和“行为”,从而为她有着巨大反差的真实人生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下,丁玲同时代知识分子们的人生选择和思想调整。     

“文革”时期毛泽东生平传记的文本研究

"文革"时期,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一些群众组织和单位编写、翻印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生平传记的内部资料,其版本之多,数量之大,的确难以作出准确统计。但是,在这众多的版本中,无非是翻印和重印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马玉卿的《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颂东写作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个文本。这些文本的毛泽东生平传记,除斯诺文本、萧三文本外,其他的虽然有不少个人崇拜的东西,但从另一角度看,研究这个时期的毛泽东生平传记文本,对于我们今天完整、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由“ 史” 变“ 剧” ：历史剧编剧方法论

历史剧作为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别,在戏剧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过去学界总是关注历史剧在历史题材上的限制,纠缠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本文认为,历史剧除了内容上的限制外,还有历史文本作为"前结构"带来的形式上的限制,历史剧编剧则涉及对历史文本的二度创作或改编。本文在比较历史与戏剧文本写作异同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在历史剧创作中实现由"史"变"剧"的转换,旨在从编剧方法论出发为今后历史剧写作提供启示。     

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     

“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三论“丁玲精神”

丁玲作为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女作家、革命家、活动家,是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她在延安前后生活、工作、战斗了近9年,这是丁玲精神形成和成熟的最重要的时期、关键时期。丁玲是延安精神形成、发展的参与者、实践者;延安精神构成了丁玲在不同时期重要的、突出的个人品性,成为丁玲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丁玲是怎样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早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丁玲就已经成为运动的打击对象了。1957年5月,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不得不否定肃反运动中提出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一案。7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之后,对丁玲的批判全面升级,之后丁玲被划为右派,又被定为"叛徒"。1958年夏,丁玲到北大荒汤原农场劳动改造。1970年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     

论狄金森诗歌中的“内热”与“外热”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风格独特,意象凝练,极富感染力。通过对诗人诗稿中与"热"相关隐喻的文本分析,从外在与内在两个角度解析"热"的双重喻义,认为其既可指代外部世界社会规范带给诗人的压力和冲突,也可指代内部世界中诗歌语言的力量。诗歌中,诗人择"内热"而离"外热",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社会”概念研究述评

"社会"概念是把握和阐释马克思思想的窗口和入口,作为一个核心范畴,它的生成与嬗变就是马克思整个思想流变历程的浓缩及其内在逻辑进程的展开。学界的研究主要基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敞开广阔的问题域,开掘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不同面相及其丰富内涵,而"社会"概念原初语境的再现给予我们新的方法论启示并开启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的思想地平,成为进一步阐释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楚共王“葴”“审”二名关系辨正

楚共王,是春秋时期有名的君主,其一生有"葴"、"审"二名。关于二名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葴"、"审"二字,读音相近,一也,皆为楚共王名。征诸史料,该观点值得商榷。楚王践祚后照例有易名的传统,"葴"、"审"二名,应是楚共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     

“布鲁斯-方言”批评理论与“黑人性”表述

当代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休斯顿·A.贝克的"布鲁斯-方言"批评理论以黑人的布鲁斯和方言土语解构了西方主流批评话语及其文本模式,拓宽了人们对文学批评及文化的视野,并彰显出黑人文学独具特色的言说方式和"黑人性"特征,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和文本解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有效模式。     

诠释与文本的契合——论老子之“道”“无”“有”的关系

道体与"无""有"的关系是老子《道德经》第1章的核心问题,受王弼注解的影响,把道体等同于"无"的观点甚为流行。"无""有"属于同一层次,是一种逻辑上的并列关系,竹简文本第40章与牟宗三的阐释的一致性表明了"无""有"同为道体的属性。     

论中国古代绘画“形”“神”兼重的思想

中国古代绘画"形""神"兼重的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汉朝时期为"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提出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发展时期,唐朝时期为"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深化时期。     

弗莱“三角形”批评说与其文本观的建构

弗莱提出的"三角形"批评说,即探讨作者、读者、批评家与文本的复杂关系。首先,文本生成是个"胎生"的过程,一旦生成,它就和作者处于关联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关系中。其次,读者的创造性阅读就是与文学文本进行"亲切的接触",与文本"打成一片",并完全融合。最后,批评家的任务是还原文学文本非功利的、自成一体的形态,他不局限于单个的、封闭的自足文本,而是向"大文本"迈进,并以宽容的心态视其为体现人类命运和人类理想的想象共同体。     

傍着“活事件”讨论——“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经世致用”精神解读之一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是湖湘士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五四"时期湖湘文化继续得到传承,但在整个中国文化"凤凰涅槃"的新时代,湖湘文化也在传承中得到锻炼,获得新生,实现了与现代文化的对接。在这一历史文化蜕变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赋予了这一蜕变以动力、以方式、以特色。从新闻报刊的运作来看,"傍着活事件讨论"是"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经世致用"精神十分突出的表现,围绕着"赵五贞事件"和"湖南自治运动"所展开的讨论即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介词“自”、“从”、“打”的语法化

介词"自"、"从"、"打"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时平面的不同需要通过历时层面的考察来探究原因。这三个词的使用反映了汉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三者有其各自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动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因素。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上诗坛"与"地下诗坛",以及两个诗坛内各类诗歌之间存在着互相交织、纵贯的关联性;二是"干校诗歌"、"知青诗歌"和"天安门诗歌"同类题材诗歌文本互相辩驳对比的互文性;三是各类诗歌的创作场域、抒情姿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效果的多样化形态。     

“五四”精神的坚守：丁玲文学批评综论

丁玲的文学批评活动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经历由认同批评到政治化批评,再到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由于丁玲身上永难磨灭的“五四”精神印记,她的文学批评即便在充满政治化大批判的极“左”年代也始终葆有鲜明的人道情怀、现实关注及独立自主与诗性发现的“五四”精神。这既是现实形势发展和文学创作演变在批评中的反映,更体现了丁玲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坚守,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以深刻启示。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努力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作了艰辛努力。他走在纠左前列,提出不少纠"左"思想和措施。他围绕农村工作中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从郑州会议起开始纠"左",继而写了六篇《党内通信》深入纠左,庐山会议后的1960年3月起又再度纠左,国民经济调整时进一步继续纠"左"。既要看到"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的一面,力求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