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分析

政府的职能与角色错位、公司治理结构仅具形似、市场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企业非正式制度惯性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正确定位国有企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与功能、切实加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重视并加强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建设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点。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分析

政府的职能与角色错位,公司治理结构仅具形似,市场治理体系的不完善以及企业非正式制度的惯性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正确定位国有企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与功能、切实加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重视并加强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建设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一步深化中的重点。     

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县域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呈现出新的运作模式,融资平台和项目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央政府规制的一种应对策略。通过对县域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城市化项目经营现象的考察,提出"行政—政治—公司"三位一体统合治理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借助"项目平台",通过行政审批权获得对土地等核心资源的垄断权力,通过政治动员发挥主导力量,通过公司制承担经济发展主体的角色,县域政府的权力、意志、绩效三者空前地互为推动,产生出新的活力。这种统合治理模式渗入城乡建设的各个层面,使得政府的能量和作用远远超出以往研究对其的定位。这种角色的演变,正是县域城市(镇)化既突飞猛进又困境重重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维护与提升之道——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视点

地方政府公信力是指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获辖区内社会公众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它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由于其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导致了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化解这种危机的有效方法是秉承科学发展观的治世理念,完善制度建设的公民参与机制,定位政府角色和保证制度建设的制度刚性与公正性.     

委托代理理论视阈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公有产权初始委托人效用诉求无法对企业代理人形成导向约束,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监督不力,导致公司治理问题严重.对此,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应建立中央到地方的直管体制.     

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与经济管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有着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总体上遵循一种不出事的逻辑,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呈现出不恰当的功能和角色。从本质上来说,这种逻辑根源于改革开放之后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体制。在风险社会的今天,这种逻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境,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出事的逻辑,创新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长久稳定与和谐。     

我国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变迁研究

本文解释了我国近年来公用事业管理领域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以及特殊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是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独特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导致了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在后改革时代,我国公用事业管理将继续遵循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路径发展,但需要在干部人事制度和融资平台公司治理方面进行改革.     

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与困境

我国在持续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要的转型,“大政府,小社会”的政社关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实现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决策主体以及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主体的转变,推动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从管控者转向引导者。但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需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之间存在错位以及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对这种关系的转型构成了挑战。     

地方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角色与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不是全程参与企业技术创新,而是有其具体的职能定位。本文阐明了地方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角色与地位,认为地方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作为环境维护者、政策制定者、公共服务者和制度与机制调控者四个方面。     

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逻辑完整的成熟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非常独特,其财政支出的规模远超其他国家的同类政府,支出项目的类型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非常不同,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在世界上也十分特殊。这种独特模式是适应中国过去的发展阶段的产物,在当前已积累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并且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进行全面的转型。中国适时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战略为地方政府治理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窗口。地方政府应抓住这一机会重构其治理模式,转变财政基础,评估基建支出的合理规模,并调整其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