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研究

全球治理倡导国际社会诸多行为体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的方式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一种理想进路.在众多的治理主体中,除传统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外,对国际法发展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活动,为国际法的发展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主体资格问题却日益成为影响其有效参与国际法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理性面对并合理解决此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社会出现一体化和碎片化的双重趋势，而全球性问题的普遍出现对由一国政府处理全部公共事务的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治理理论即是针对这样的局势，提出的希望通过公私部门的合作，通过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全球共同利益的制度性安排愿景。作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国际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舞台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非政府组织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多重治理价值，并促进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规范性、广泛性和民主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本文最后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简要描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国际法治建构中的主体问题初探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法冶不应仅存在于一国之内,而在国际社会,理应存在法治,而且是国际社会治理模式之理性选择.但国际社会法治的建构却受到来自主权国家及其政府间国际组织理论和实践的一些限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异军突起,却为国际法治的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国际社会法治秩序得以实现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国际主义到世界主义:论全球性法律的基础理念

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带来诸多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性的法律.当前,国际社会以主权国家为思考单位,以国际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国际法律制度一方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法律;另一方面,也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因而不能作为全球性法律的基础理念.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活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党国际对全球化以及全球性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应对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政策逐渐成为社会党国际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社会党国际除了在其历次大会、理事会等会议上通过各种文件阐述其全球治理的理论主张以外,还以实际行动投入到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其政策和活动对于推动国际社会全球意识的勃兴和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不小的局限性,其目的是在全球推行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战略应对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全球化潮流进一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虽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其能力和作用在全球性事务的发挥上显得相当局促,而针对一些地方性事务又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公民运动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上所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逐步成为国际事务治理的新方法,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新路径.但随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全球治理”又面临着重重挑战而陷入了重重困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去积极应对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成为一重要课题.     

发展中国家人权观的形成、特征和当今意义

在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话语的今天,各国在对人权之必要性或人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上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人权各权利之优先性争论颇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人权问题存在的不同立场,显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反映了各自不同的世界地位、发展水平、价值体系和国际问题关注重点.面对各种争论和不同立场,毋庸置疑的是人权理论可以从批评中汲取营养及自我完善.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人权在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差别及其产生这些多元观的原因,并试图就人权问题在实践中遭遇的两难问题,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看法,为各国的人权政策寻求共识.当面对事关所有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诸多全球性问题时,国家间利益的交汇点显而易见.     

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

全球社会运动对全球社会秩序的影响是双重的,也是复杂的.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新挑战,对全球秩序的治理已逐步演变成了当前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又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全球治理不仅期待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消解社会运动中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致力于建构一个由全球社会各层面的权威结构组成的新秩序.     

全球化背景下的INGO与国家体系变革

近几十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活动中迅速崛起，使全球化趋势下的现代国家体系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有别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第三种力量，有助于推动国家关系的新变化，但在其存在中也面临着一定的矛盾和机遇。为此，应该对于全球化、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体系三者进行适当的协调研究，有利于三者的互补、协调。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GOs: The effect of democracy and state capac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state on participation in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 from 1966 through 2006, using random effects negative binomial models. Civic participation in human rights INGOs is not responsive to human rights abuses of the state, but is affect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rovided by the state. Two intertwined dimensions within the state, democracy and state capacity, are found to be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this participation. Strong state capacity magnifies the effect of democracy. A strong democratic state generates the most favorable condition. A strong but authoritarian state, however, is the most unfavorable, because it has both the motive and the capacity to restrain its citizens’ global civic engagement. In contrast, an authoritarian but weak state lacks adequate capacity to intervene, and thus tolerates more participation than its strong counterpart. Over time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states has not been diminished. This study reveal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mediating between local citizens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s a state-centered explanation for unequal participation in human rights INGOs across countries.     

国际机制理论与"球权"理论之比较

国际机制理论和"球权"理论都产生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理论从机制、制度的角度解读国际合作,"球权"理论从权利的角度解读国际合作.通过梳理国际机制理论与"球权"理论的理论内涵,比较这两种理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可得出一些相应的理论启示.     

论哈贝马斯的世界市民社会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市民社会理论是哈贝马斯普遍性政治哲学之创构的焦点。哈贝马斯界定和讲述世界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界定和讲述市民社会的方式相重合,但由于涉及不同的语境和问题,这两个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存在诸多殊异。具体地说,在世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主要凸显的是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及其同时链接到的主权、人权等问题,是要求在世界公民的视野中进行全球治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权力从而使民族国家步步走向消亡之论断的一种辩护,这些内容在他之前讲述市民社会时未曾论及。世界市民社会理论即便有一定范围内的经验作为支撑与验证,在涉及民族主权、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它却经不起精察洞问的考量与推敲,因而必须受到质询。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球权"观与中国和平外交理念

从全球化视角探索"球权"的客观依据和渊源,并对"球权"进行结构分析可以看出,"球权"的发展与区域化、全球化同步进行并从低级向高级演进,人类社会的未来以"球权"为立足点和最终归宿.新中国随着外交理念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球权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对"球权"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Decoupling reconsidered: Does world society integration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dvances scholarship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whether nations more embedded in the pro-environmental world society are more or less likely to experience a relative decoupling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s over time. The authors calculate a network centrality measure using national-level membership data on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 and then employ the measure to create four subsamples of nations that are relatively more or less integrated in the environmental world society. The authors use interactions between measur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ime in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s to estimate the potentially changing effects of development on carbon emissions for the four subsamples of nations from 1970 to 2009. Results indicate that nations that are the most embedded in the environmental world society experienced a moderate decrease through time in the effect of development on carbon emissions, while the effect of development on emissions increased through time in the most peripheral nations.     

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定位与维护

国家利益概念原本就有争议 ,而在全球化时代更面临着来自国际制度、全球问题、全球利益与全球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在此情况下 ,民族国家必须树立新的国家利益观 ,把握以下原则 :坚持全球利益观照下的国家利益 ;注重把握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和动态性 ;在确定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基础上 ,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中实现国家利益。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思考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问题作出的创新性回答.当前,在国际形势和全球秩序变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极不确定性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来了全世界亟需谋求新发展的历史契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加深国际认同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增强国际公信度;开放包容,立足国情,提升国际影响力.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评估

全球环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治理模式也由原有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向有限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发展,呈现多方向的新变化。除国家政府之外,就国际组织而言可分成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两种。文章将探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是否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替代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以绿色和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两大组织为例,从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功能需求方面进行案例对比分析与治理有效性的评估。     

建设两型社会的实质、困难与出路

两型社会实质是一型社会——以人类的幸福为宗旨的美好社会。它重在构建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因建设两型社会涉及人的利益与自然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愿景、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多方面的利益博弈关系,所以开展起来会面临很多困难。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个人与企业担当起各自的环保责任、立足长远从小处做起、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