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国语文学史》到《白话文学史》

每讲到胡适,不少人都知道他的《白话文学史》,却不甚了解他在此书之前,还有一本《国语文学史》。《国语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的前身。1921年冬季,胡适应邀在教育部主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当时他“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     

爱读＂闲书＂的毛伢子

毛主席的小名叫毛伢子,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8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开始读书。他和别的孩子一样,从《三字经》、《百家姓》等浅显的读物开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也逐步深入。“四书”、“五经”等书,他都读过,甚至包括《左传》。正是因为《左传》这部书,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读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

我手头的这部三十余万字的论著,既不以“中国文学论稿”为名,也不以“中国文学批评论稿”为名,而以“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为名。王齐洲教授的这一选择,颇有深意。20世纪30年代初,郭绍虞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学术名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其自序谈到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机时说:“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终于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这里,郭绍虞先生是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     

萧涤非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

萧涤非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唐代文学专家。萧先生的杜甫研究,尤享誉海内外。他还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乐府诗词论薮》、《中国文学史》、《皮子文薮》等多种著述行世。他不轻易动笔,却篇篇掷地有声。     

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长久以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是依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限写成的“标准教科书”,其内容主要参考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有所不及。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根据,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在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关系亦不深;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国文讲义”,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上海开展‘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讨论’

三月中旬以来,《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了几篇讨论复且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这本《中国文学史》(上册),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和可以商榷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提高,但总的看来,成绩是基本的,它是“继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之后的另一部新型的文学史的著作”,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四古典文学小组学生,在“简评《中国文学史》”和“评《中国文学史》”两文中,分别对《中国文学史》的优缺点作了评述。前文认为,该书对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学的对立与     

地方文学史的新收获--评《山东文学通史》

自最初的林传甲、黄人的同名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乃至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陆续面世以来 ,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新文学史已经发展成颇为完备的学科 ,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这些年来 ,特别是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 ,各具不同观念、不同体制、并且详略歧异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经出版了上千余种。然而 ,文学史家的精力和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和分类史的编撰方面 ,较少注意地方文学史的研究。地方文学断代史陆续出…     

《离骚》当作于楚怀王中期

关于屈原《离骚》写成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中期,即屈原遭谗被疏以后。这是自司马迁以来传统的说法。在文学史专家当中,陆侃如、冯沅君、林庚等先生也持此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楚怀王早期也曾想任用屈原,和他有‘成言’,答应屈原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怀王周围的许多大臣都是一些代表反动势力的守旧派人物他们伺机陷害屈原,怀王后来竟听了他们的谗言。屈原在被排斥之后到了汉北,写了《抽思》和《思美人》。接着他又愤而写《离骚》。”实际上也是这种意见。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

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论著(如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李梦阳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代表明代文学的拟古派。这实际上维持了清人(《明史·文苑传》及《四库全书提要》等)以来的观点。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已提出不同看法,高度评价了李梦阳的文学成就。国内有章培恒先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1985年在日本发表),亦力纠旧说。本文力图对李梦阳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与作用,进行公允的分析与评价。     

欧阳修籍贯考实

欧阳修的籍贯 ,《醉翁亭记》结尾已明言为“庐陵” ,《宋史》本传也说他是“庐陵人”。但一具体化 ,问题就来了 :一说为“吉安” ,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又一说为“吉水” ,如《辞海》 ;还有一说为“永丰” ,如《历代名篇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究竟哪种说法正确 ,还是     

德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儒释道

1854年,肖特所著《中国文学论纲》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至1926年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出版,二者虽时隔70余年,但均属于德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纂。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当初,现代“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西方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纵贯中国文化主要书籍,儒释道兼收并蓄,尤其见重孔子和老子思想。杂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史叙写方式,一般是通过阐释中国思想和文化来把握中国文学,其中一些观点迄今仍有启示意义。     

章回小说发展轨迹的追寻

一问题的提出古代章回小说的研究,自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众多小说史、文学史在章回小说发展期限划分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鲁迅分为“明代小说”、“清代小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分为“明初的小说”、“明中叶至明末的小说”、“清初至清中叶的小说”、“近代小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为“明代小说”、“清初     

司马相如散论

(一) 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然而对于他,人们有许多误解。例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司马相如是“当时一部分进取心较强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中的一员,属于“积极支持汉武帝的一些政治和军事的行动”的一类作     

关于突破近百年文学史“三段式”分期的思考

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二十年代就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晚清部分)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872—1921)、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8—1921);三四十年代又有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860—1924)、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它们对这段文学史都没有严格的界定和分期,“近代”、“现代”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比较含混.解放以后,随着现代文学史作为一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一、文学史的研究与热点问题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十分系统且富有指导性的工作。新世纪伊始,一系列有关“文学史编写与研究”的笔谈、研讨会频频出现,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陆续问世,研究者对文学史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具体,视野也更开阔。2 0 0 0年在海口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讨会,揭开了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序幕(会议论文要点均见《文学评论》2 0 0 0年第4期) ,龙泉明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元格局》指出,“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模式,因而导致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危机。”“文学史的写作应是自…     

重释《传奇》的经典意义

《传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异数”。这“异”体现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启蒙文化的怀疑,对世俗文化的尊重,对中国化写作的自觉追求等方面。这是《传奇》的艺术性所在。     

不废江河万古流——评骆宾王有关妇女题材的两首歌行诗

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中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保存在《骆临海集》中的优秀诗作,通过精美结构和华丽词采,把诗人跳动的感情脉搏,不同的心灵感应,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他的歌行名作,尤其富于感情色彩。《帝京篇》早在唐代就被推为“绝唱”(《旧唐书·文苑传》)。“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基本上是自我“抒情”之作。《畴昔篇》是骆宾王因事系狱,“出狱”后对“生平行迹”(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所作的自我回顾。不只明代高棅、胡应麟有“富丽”“赡”“极”之誉,已故文学史家郑振铎还赞为比《帝京篇》更弘伟,“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