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佛陀的同与不同——由汪卫东《〈野草〉与佛教》所想到的

鲁迅在《野草》中最终并没有通达佛陀所说的悟的彼岸,而是仍然站在了坚实的大地上,这是鲁迅与佛陀的最大不同。如果说佛陀的超越是对于涅槃寂静的执意追求,我们可以称之为“向上超越”,那么,像鲁迅这种执意活在人间,在无物之阵中一直战斗到死的超越,则可以称之为“向下超越”。虽则鲁迅与佛陀在最终追求目标和超越模式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在其他三个圣谛,即“苦谛”、“集谛”与“道谛”上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乃至相通。从鲁迅与佛陀的相同之处,我们看到的是鲁迅与佛陀的精神相遇,而从其不同之处,我们看到的则是鲁迅与佛陀各自的伟大。     

试论朱熹“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

立足于对人生境界的道德设计和理想追求,是先秦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到了宋代,朱熹作为新儒学集大成者,在重建人的哲学中,系统阐述与发展了儒家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德性人格学说。本文仅就朱熹的“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作一扼要论述。一“心与理...     

从遗憾中领略圆满

我们常常安慰别人说:“人生是没有圆满的。”你不能得到一切。你永远不会是最幸福的人。然而,谁说人生是没有圆满哪?我们所拥有的,是另一种圆满。     

基督精神与林语堂的人生追求

林语堂作为“二十世纪的智慧人物” ,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即相离 ,即从接受到放弃、又从放弃到再接受的迂回复归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过程 ,既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也和 2 0世纪整个世界文化的大体系有关 ,并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显示了林语堂的人生追求     

学会选择,学会放弃

优秀的人宁愿要一件东西,也不要其他一切。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但所谓“完美”或许根本不存在,这世上绝少有哪件事、哪个人是真正完美的。尽管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却偏偏还要自己骗自己,终不肯承认惟有放弃完美,才能成就自己的真谛。选择和放弃就是这样一门人生必修课,我们无时无刻不遇到。     

庄子的“道”与人生境界和处世态度

一、关于“道”庄子由对真理和终极价值的追问达到了一种逍遥的人生境界和处世态度。既然真理和终极价值都不存在于具体的事实和人生旅程之中,有限的现象世界便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真理和终极价值来执著追求。然而,庄子并没有因为有限的现象世界不存在真理,人生事实不包含终极价值,便放弃对真理和终极价值的追寻。庄子对不是在具体的有限世界之外去寻找真理和终极价值,不是象老子那样悬设一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一个“形而上”的     

鲁迅并没有否认人性

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长期以来,人们讳言鲁迅的人性观和人道主义思想,把鲁迅描绘成一个只讲阶级性,而不讲人性的形象。这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种倾向。这种研究虽然注意到了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却没有“顾及作者的全人”,因此也影响了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看鲁迅到底有没有否认人性,和他在作品中是怎样表现并描写人性的。     

论鲁迅杂文的“隐”

鲁迅曾这样说过:“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鲁迅评价自己的一些杂文时,还用过“弯弯曲曲”、“吞吞吐吐”、“隐晦”、“曲笔”等词。一些研究鲁迅杂文的文章,偶尔也会谈到鲁迅杂文隐晦与曲笔的妙用,但似乎并没有探根溯源:揭示它在鲁迅杂文中的不容忽     

理想·幻灭·彻悟——论张洁的小说

张洁小说的艺术转换是明显的,从审美到审丑,从希望到失望,从追求到幻灭,作家把对人生对人性的审视结合在一起,揭示出人生的尴尬状态和应有的人生态度：直面现实生活,学会不断放弃,持守心的宁静。     

鲁迅·伟大的人格美

鲁迅作品中深刻的自我人格内涵,是鲁迅作品的文化价值的精髓所在。鲁迅用自己行功塑造了一个时代的觉醒了的先驱者形象。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最高水准的人格内涵及其力量。鲁迅作品中渗透了他自身的人生价值与感情的体验,鲁迅对人生世界的客观把握与对心灵世界的主观体验契合在它的作品中,鲁迅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中折射出的光芒便是那带着悲剧色彩的“鲁迅精神”——鲁迅人格。鲁迅人格是传统人格美的更完善的体现,鲁迅人格凝聚了一个时代的人生哲学的内涵。鲁迅形象,鲁迅精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人格美的追求。鲁迅的人格是崇高的,伟大的。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的历史中的命运似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几乎从一开始(当然也是直到今天)就被置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同时每一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两极牵挂”概括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之“结”。值得注意的在于,对于自身在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这一命运,鲁迅显然早有一种惊人的自觉,也就是说,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这又成为了鲁迅本人的自觉追求。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     

被遮蔽的鲁迅形象——阶级斗争话语与鲁迅的符号化

在对鲁迅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其精神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线索,启蒙者的鲁迅形象长期被遮蔽。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来,“文革”期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内涵丰富的本应“说不完的鲁迅”被“文革”政治彻底地符号化了。     

试析丰子恺的人生论美学观

丰子恺认为,人生是苦闷的,脱离苦海的途径便是艺术和宗教。从实用的角度看,艺术是无用的。然而,丰子恺主张艺术的人生化和人生的艺术化,认为艺术能美化人生,且能“用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这是艺术的“大用”。丰子恺自称是儿童崇拜者,认为“童心”与艺术心、宗教心、“赤子之心”三位一体,艺术能长养“童心”,永葆成人的艺术心、宗教心和“赤子之心”。     

鲁迅与张承志

张承志是当代明确对鲁迅表示过尊崇的一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张承志的小说创作还是散文随笔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的气息。张承志和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精神联结首先体现为“母亲情结”,但张承志对母爱的情感意识不但满足了他个人生命的需求,而且寄托着作家的个人理想;而鲁迅对母亲的主体意识更趋向一种爱与孝,认同与批判的双重精神世界。张承志由母亲而生发的“人民情愫”,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他远不如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系完整和深刻。张承志在精神层面上延续着鲁迅的决绝姿态,他“以笔为旗”,而鲁迅是“以笔为枪”。张承志是用笔来寻找文学的存在意义,鲁迅则是托命这支笔来开拓存在意义的人生。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兄弟失和”的伤痛及其治疗*--兼论《孤独者》《伤逝》《弟兄》中与之相关联的隐秘心理

“兄弟失和”可谓是鲁迅人生经历中最为伤痛的一次情感事件。然而为什么“兄弟失和”给鲁迅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以及鲁迅又是如何治疗这一伤痛的？这成了众多读者心中的一个谜。对鲁迅这一时期显在的生活和隐秘的思想进行并置分析,解析这一时期鲁迅思想变化的过程,从生活、情感本原上探究“兄弟失和”给鲁迅带来的伤痛,特别是以1923年后半年到1925年底鲁迅的创作来探究鲁迅如何经过漫长的精神治疗而最终得以痊愈。     

人生此彼“两岸花”

这里说的“两岸”,可不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省之间的问题,而是人生的此岸、彼岸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眼前的、可感知的此岸世界,一个是理想的、未来的、难触摸的彼岸世界。此岸世界充满诱惑,任何人都不好拒绝,彼岸世界难以企及,却也教人无法放弃。于是,便有了此岸与彼岸两个世界的探索与追求,有了自己跟自己对话与搏斗的历程,有了自我否定之否定的心路。     

论残雪小说中的对话表演

从残雪小说中的对话表演,来对残雪之谜进行解读,认为残雪对话表演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对话表演,第二种是“我”与自己灵魂的对话表演,无论哪一种对话都是一种人生表演。     

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本论文探讨了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主张,这一主张看似反时代潮流而行,其实背后大有深义。在鲁迅看来,倡导破除迷信者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信仰,其政令只为顺从朝廷,或服从多数人的权威,对民众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故而首当去之。“破迷信”是统治阶级治心传统的变相再现。从长远看,宗教信仰和民众的“白心”、“神思”可以激发创造力,以促进科学发展;从短期看,“迷信”是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安慰,鲁迅对之表示的同情是极富现代意味的。鲁迅对担当了启蒙责任的精英分子的素质表示质疑;鲁迅反对以外在的观点强加于人的“观念启蒙”,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尚同的思维模式,认为启蒙是唤起民众的主观创造性,表明了鲁迅坚决的个人主义立场。     

从量变到质变——鲁迅思想发展研究之二

关于鲁迅思想发展过程,有一种传统的看法:就是把一九二七(或二八)年以前的鲁迅,笼统地看作“前期”或“早期”,忽视和否认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重大发展,同时又忽视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间鲁迅思想发展的具体“径路”。把进化论思想看作是五四以前,甚至是一九二七年以前鲁迅的“基本”或“核心”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上述传统看法,也正是鲁迅思想发展研究工作中的一种惰性力,它紧紧地束缚了我们的头脑。但是说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就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认为这也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的。关于鲁迅早期(五四以前)思想,我们已在(《鲁迅早期思想简论》·里提出了粗浅的看法。现在我们再具体探索一下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历史时期鲁迅思想的“变迁的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