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石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当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参与体制不完善、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法制不完备、参与主体不成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质量,需不断完善和发展。健全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需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速政治转型,不断拓宽公民参与决策的新渠道;完善法律,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法制化;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参与意识。     

基于公民参与网络的公共精神重建的研究

公共精神是民主社会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美德,是一个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素质。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公共空间比较狭窄,公共精神比较缺乏的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将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会影响公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形成。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当前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当前中国网络公共参与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

公共参与是公民涉足公共领域,通晓公共事务,影响公共政策的基本途径。伴随着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具备开放、便捷等先天性优势的网络平台,逐步成为公民进行公共参与的新型载体。网络公共参与这一新型参与过程化解了曾经参与手段单一化的缺陷,同步提高了广大参与主体进行公共参与的主动性,使得公共参与的影响力得以提升,对推动公共参与的普及化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公民进行网络公共参与时,若其偏离公共政策的价值规范,极易造成网络主体的代表性结构失衡、网络环境的非理性行为蔓延、网络制度的科层体制网络失灵等新问题。本文从网络公共参与主体、环境及制度三个层面出发,分析了目前我国网络公共参与存在的现实困境,从而得出构建公民网络参与保障体系、树立公民网络参与伦理道德、健全网络公共参与立法与监管机制是实现网络公共参与提升的重要途径。     

重新思考公民与公共生活：基于儒家立场和中国历史经验

本文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理念,重新思考公共生活与公民概念。在西方,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理论中,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都是城邦,这是一个点状的政治共同体。不过,至少从尧舜开始,自觉的中国就呈现为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形态和公民身份与西方不同：中国存在着多中心、多层级的公共生活单元;所有人在不同层级上参与公共生活,多少都具有公民性;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君子或者儒家士君子的公民身份是多层次和可扩展的,是真正的国家公民。这一中国经验提醒我们,应该超越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的地方性概念和理论,发展更为普遍的共同体、公共生活和公民理论。     

挑战、批判与反思:解读当代西方的新公共参与理论

自20世纪末期进入信息社会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亦或发展中国家,"公共参与"的需求都不断"膨胀".本文认为其动因在于:教育、信息技术、民主行政的需要,产生了所谓"新公共参与".之后文章分析了新公共参与产生的社会背景;新公共参与与传统的参与理论之差异与共性;为什么公民与政府官员都"不喜欢"公共参与.此外,文章还指出新公共参与主要倡导与强调的是公共参与不仅分享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分担政府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剖析了对于新公共参与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有序参与的路径选择

近年在我国频发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作为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政府面临着严峻挑战.解决政府危机管理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积极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但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还存在诸如法制欠缺、形式单一、参与无序等问题.本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为宗旨,分析我国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指出政府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对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方式、内容及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阐释,试图为推进公民积极有效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与举措.     

论公共权力的宗旨和合法性

公共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实现公共利益离不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及其道德能力的发挥。公共权力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履行其宗旨,并在合理的政治秩序下,依靠公共证明来为自己做辩护。     

公共精神与城市社区建设——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当前的城市社区建设迫切需要重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个体合作,产生共享价值,滋生信任观念。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参与网络和在公民参与网络中培育的公共精神也是城市社区存在的必要条件。     

再看网络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及建构

哈贝马斯意义上经典公共领域概念是国内外社会政治文明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问题。新时期,由网络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公共领域范畴的重塑或超越。同时,在当前网络公共领域社会化的中国语境下,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功能与建构研究对我们探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及民主进程发展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力求以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具体恶搞事件为例,阐释网络公共领域的相关公共参与和社会功能问题,并进一步寻找出国家与社会相关实体对其积极构建路径的有利因素,促进公民公共参与和民主进程。     

公共理性视角下公民文化建构

公民民主文化特点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引导,倡导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正义观念的文化,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指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并保证其真正落实。在建构公民的民主文化中,在公共理性视角下,树立公民意识,明确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并寻求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和公共舆论的批判精神和监督意识。     

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政府主导、有限市场与公民参与——杭州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的案例分析

在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中,如何有效地处理政府、市场与公民的关系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杭州市公共自行车服务之所以会比较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力量。这为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论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政治文化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视传媒已逐渐构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平台,有助于达成＂理解＂与＂共识＂,培养公民政治理性和国家政治理性,推进社会和谐、社会改革和政治文明,从而成为权力机构的隐形延伸,体现了电视传媒生存的政治意义。作为传统强势媒体,电视传媒应提升自身的政治理性,积极有效地建设公共领域,提高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艺术,更好地参与和建构社会政治文明。     

结社组织的角色与功能:公民与国家的中介

在国家本位的观点下,国家对于个别公民或团体的特殊需要反应迟钝或力不从心会造就公民的消极与被动;这拉开了政治权力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缺少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的同时,也会造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疏远。作为一个中介性的机制,结社组织提供了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国家决策的渠道。人们既可以在结社团体中找到情感上的认同,也通过这些团体传达、争取其个人的权益;而且个人在结社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和学习,能够培养其作为公民的公共精神。通过结社组织,个人发挥了他的自主性,学习到民主生活的基本品德,而社会则同时获得了内在的凝聚力,不至于因为私人利益的竞争而分裂。     

论地方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作用机制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为超出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而颁布的,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避免和治理危机,应根据当地实际和经验制订地方性的救助计划和行动预案,强化公民的突发公共事件危机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建立综合性、高度权威的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和灾害救助机构,完善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和紧急救助法律体系。     

追求公共善：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

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与其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公共善的义务以及对行为后果的承担。当代西方公民责任研究的兴起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历史地看,西方公民理论家无论主张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公民资格都承认良好的公民素质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都对公民责任持肯定态度。现实原因则既是政治话语自然递进的结果、是民主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过度强调的权利的修正。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主要从四方面展开:其一,公民责任是公民维护民主政治的义务;其二,公民责任被视为公民美德的体现;其三,公民的核心责任是政治参与;培养公民责任具有多种途径等等。     

论习惯形成与公共文明建设

一个国家公民的公共素养,表面看表现为道德和素质,实质上则是公民个人长期形成的习惯。习惯是一个人接受、训练并逐渐适应的行为方式。公共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公民个体中进行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习惯的训练。由于习惯具有后天习得性、相对稳固性等基本特征并由此对公共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建设的参与者在习惯形成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公共文明习惯形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计划性和可行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个体为公共文明建设所做出的习惯改变不仅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外在要求,更应该成为每个人自觉提升素质层次、完善人格修养的内在动力。     

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政府绩效预算设想

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是以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绩效为目标的预算制度,它是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的客观需要和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对于提高政府预算决策的科学性和预算支出的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绩效预算在注重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忽视人的主体作用、决策缺乏战略性和民主性等。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弥补这些不足的策略,提出了政府绩效预算应以"公民导向"为理念、以"民主参与"为手段、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等治理观点。     

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人们如何卷入公共参与事件——基于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公民行动的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是什么使得公民卷入现实的公共参与网络,影响这种公共参与的行动力、持续性和影响力的因素是什么。基于对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中公民参与的研究,本文发现,虚拟社区虽然拓展了人们的现实联系,因其动员的广泛性而推动了公共参与的兴起,但能否转化为现实中有影响力的持续公共参与行动还与线下的联络和动员机制及其特性密切相关：基于人际网络的联络和动员推动了公共参与行动的行动力及其持续性,开放的城市空间则为这种现实的参与行动拓展了影响力。本文对不同联络和动员机制的区分,有助于从“历时性”和“差异化参与”的角度解释公民参与在转型期中国的发展。     

软法之于公共治理的作用机制探析

公共治理作为当代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思潮，已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兴起，它的理论基础在于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关系。软法是公共治理不可缺少的制度之维，它与公共治理共同兴盛，发挥着传统硬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分析了软法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提出强化软法在创制过程中的正当性、增强软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透明性、发挥软法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问题的灵活性是推动公共治理模式确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