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陵新出土印章封泥考述

汉承秦制,汉代的印章封泥是在继承秦代印章封泥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曾出现了中国印文化史上的高峰。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陕西汉阳陵区和阳陵邑先后出土了大量的汉代印章封泥,为中国印制与官制、印章与陵园建筑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     

汉唐陵户制变迁考论

中日学者对陵户的研究集中于唐代,但受唐代律令语境束缚严重,故走出唐代,整体上审视陵户制渊源以及汉唐间陵户的演进脉络尤显得必要。中国古代陵、冢、墓三者语意相通,尽管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有等级差异,但"陵户""墓户""冢户"等词意涵仍然接近,有时统称守护,园邑亦与其相近。陵户是负责陵冢之守护和日常洒扫之人,先秦时期称为"甸人",汉代称为"守冢",受陵邑制影响",园邑"也与之类似。汉代为先王和宗室亲王、皇亲国戚、公卿贵胄置"守冢",是朝廷赐予的极大恩德,一般大臣贵胄则并不一定有此殊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园邑制没落,但为古代帝王、先贤陵冢设置"守冢户"以事守护、洒扫,仍然是政府管理的一项工作,且逐步成为定制。这些守护、洒扫性工作的守冢户实为唐代陵户的前身。厘清汉唐陵户制变迁轨迹对认识唐及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陵户制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晋襄公、灵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五

晋襄公元年(前627),姬姓滑国为秦所灭,晋取其故地以为邑;二年(前626),晋大夫先且居、胥臣伐卫而取戚以为邑;三年(前625),先且居又会宋、陈、郑之师伐秦取汪与彭衙以为邑;晋灵公四年(前617),晋人伐秦取少梁以为邑。     

西周时期采邑土田形态试析

西周时期采邑所属之田广泛地分布于城邑周围,主邑之田分布邑之周围,但大多数小邑或者小邑之田则与主邑相分隔;西周时期采邑的土田有非常明晰的界限;采邑土田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大的贵族采邑区;采邑之田包括以己族氏命名之田、以他人族氏命名之田以及鄙野小邑(命名方式不详);采邑土田之地形非常复杂。     

真帮实扶显真情真抓实干促脱贫——云南省台办定点扶贫工作纪实

2015年8月,云南省台办定点扶贫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雅邑镇雅邑村.五年来,云南省台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雅邑所需、台办所能",持续用心用情用力,扶真贫、真扶贫,扎实推进定点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雅邑村贫困人口全部出列,实现高质量脱贫.     

晋武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二

晋武公三十八年 (前 6 78年 ) ,乘周大夫子国之乱而伐周大夫夷诡诸采邑夷邑 (东周王畿之邑 ,地不详 ) ,杀夷诡诸而取其采邑以为晋邑。三十九年 (前 6 77年 ) ,灭姬姓荀国 (即今山西省新绛县之故郇城 ) ,将其地赐于大夫原氏黯为采邑 ;又灭己姓董国 (即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四十里之董泽 )以为邑 ;又灭姬姓贾国 (即今山西省临汾市南之贾乡 )以为邑 ,后赐其大夫狐射姑为采邑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生活形态

汉代"少吏"是汉代官僚结构中的低级官吏。汉代少吏享有的社会待遇包括赐钱、赐金、赐爵、赐肉、赐酒、赐食,增俸及休假等内容。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汉代少吏的选拔资格、升迁制度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与平衡机制,从而为汉代少吏创造出一种优质的生活形态和仕宦秩序。作为反馈,汉代少吏大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了切实的国家治理。     

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

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关问题论述中皆认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之附庸”。实际上汉代经学对文学影响存在两面性与有限性,汉代文学不存在沦为经学附庸的事实,汉代学者对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附庸说”隐含着对文化学术与文学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考察分析可知,汉代儒学与文学的演变,大致说来,从同幅共振趋于失衡;两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它没有左右汉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特征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民间信仰具有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与文化控制作用。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或文化控制功能不仅具有共时性特征,而且具有历时性特征。由于民间信仰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故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秦汉时期的某一时段,其独立性体现为,国家的最高神为太一,但各地信仰的主神又各具特色。这一方面表示民间信仰并不与国家祭祀同步叠合,另一方面又显示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小文化传统处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具体来说,王朝早中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对和谐的一面;王朝晚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则显现出对立的一面。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汉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长安与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二者的互动促进了汉朝的巩固与繁荣;长安与成都是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二者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而且掀起了辞赋创作的高潮;长安与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二者的互动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东汉晚叶文学的思想环境阐释

东汉晚叶文学是两汉文学向建安文学过渡的核心环节,并孕育了建安文学的繁荣。通过阐释东汉晚叶文学的思想环境,考察儒学的传承与新变,以及道家、释家思想的发展状况,可以探究社会思想的变化与东汉晚叶文学转型的关系。     

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

郡望观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为汉唐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尊崇。渤海爵号与国号的来源 ,是与李唐王朝遵循郡望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 ,正是基于大祚荣为古东夷大氏族裔融入者 ,古大氏之郡望为古渤海郡地 ,李唐王朝尊崇其祖先大庭氏及其地望渤海郡 ,故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自是始去名号 ,专称渤海     

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几点思考

元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元代开始,大都城(今北京)取代了汉唐长安(今西安)、洛阳,两宋开封、临安(今杭州),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有其必然的内在发展规律。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体现了北方学者文化影响的权威性。大都新城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文化思考。而大都与上都的长期并存,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Expounding Neo-Confucianism： Choice of Tradition at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Qing

明清鼎革之际,满汉之间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组织方式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满汉文化冲突的主要内容,加剧了顺治和康熙初年的社会矛盾。面对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清初理学既不批判现实,也不反传统,而是致力于社会重建,力图通过合法的渠道,按照儒家的正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并借机恢复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真正将理学推向朝廷之后,理学在清朝政治中的影响随之急剧扩大,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清朝政权的指导思想,成为清朝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演变方向问题。在此过程中,清朝政治逐渐完成了从满洲传统政治向中原政治的历史性转型,而皇帝转向儒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使满汉间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民族融合成为可能。与之相应,遗民政治态度从复明到重建的改变,则是清初中国社会由乱到治的标志性政治和文化现象。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西汉彩绘陶俑的美学研究

随着西汉考古工作的进展,大量彩绘陶俑展现在世人面前,丰富着人们对汉代美学的认识。西汉彩绘陶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不同于茂陵石雕的雄浑与奔放,也不同于东汉陶俑的动态十足和浓厚的民间生活情趣。西汉彩绘陶俑是王侯贵族审美情趣的体现,它呈现出小巧、柔婉、细腻的审美特征,体现了宁静、含蓄、内敛的艺术精神,形成了汉代美学的柔婉之美。西汉彩绘陶俑折射着汉初无为而治的时代精神,具有楚文化浪漫、飘逸的精神气质。     

汉宣帝“武帝正统”的树立与戾太子案之昭雪——从夏侯胜诽谤案谈起

卫太子刘据死于巫蛊之祸,此后,武帝醒悟太子无意谋反。但囿于太子与他兵戎相见的客观事实,以及皇权交代之际的政治忌讳,汉武帝在其有生之年仅仅为太子做了极为有限的平反。昭帝之立以卫太子败亡为前提,这决定了辅政的霍光只能采取只做不说的方式恢复卫太子之孙的宗室身份,客观上迈出了卫太子平反的重要一步。宣帝即位,与霍光合作树立"武帝正统",为达此目的,宣帝在不违背礼制的前提下,首先为卫太子正名。紧接着,"武帝正统"最终确立。     

西晋的立储与皇太弟、皇太孙制度

储君的名号称谓自秦汉以来通称皇太子。西晋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的三个失误：立愚子、立悍妇、立庶孙导致太子司马衷即位后严重失权,由此引发八王之乱。在八王之乱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储君名号：皇太弟与皇太孙,它们皆是宗室诸王争夺最高皇权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西晋出现的皇太弟制、皇太孙制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补充,也是统治集团对最高权力转移机制的适度调整,从客观上而言,对于丰富和调整秦汉以来的皇位继承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