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文化主体的博弈

《入殓师》是2009年在美国奥斯卡电影节获奖的一部日本电影,这部电影中隐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和冲撞,既有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影片中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冲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主义”和“集体化”的冲突。日本社会长时期以来具有集体化的特点,个人一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传承“家”文化的集体化特点并没有消失,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日本企业的家族化。但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要人物小林,却是一个没有集体文化背景的个人。其次是“罪文化”和“耻文化”的冲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文化中有“原罪”的特点,日本文化中则有“羞耻”的特点,影片主人公坚持自己的理念,对抗社会和家人要他放弃的压力,坚持自己喜爱的入殓师工作,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西方“罪文化”而不是日本“耻文化”的特点。第三是有关“父亲”的宏大叙事。在有关父亲的表现上,影片在观念的深层表现出了回归日本传统“家”文化的愿望,叙述了小林父子关系从紧张到和解的过程,对“家”文化中血缘亲情关系的保持和传承表现出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

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即：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沈从文是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学院派现代主义受外来现代主义影响而形成,却有其独创性。它不同于上海现代主义。其典型作品有沈从文的《凤子》、《看虹录》、《水云》等。这些作品从主题到技巧都充分证明了沈从文现代主义特征的一面。沈从文的现代主义作品虽属“非主流文学”,但却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     

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与20世纪80—90年代,其中出现过两大批评范式,即心理学批评范式与政治批评范式。心理学批评范式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时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新中国早期,文艺批评界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律贬斥为“反动”、“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批评范式由此诞生,并出现了第一次范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爆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论争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而90年代批评界“话语上的改口”是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在两次范式转型过程中,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与“话语平移”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评价的“合法化”状态,是学术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

汉字书写和东方文学曾对詹姆斯.乔伊斯的主要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乔伊斯在都柏林时便开始接触东方历史和文化,并将东方文化知识表现在从《都柏林人》到《芬尼根的苏醒》的全部作品中。汉字书写的基本元素拓展了乔伊斯对东方的认知,影响了他的视觉文本观。乔伊斯的'东方时间'和他那源于汉字书写的现代主义视觉意识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中均有表现,同时从中国印刷史来看,其小说的空间结构也反映了汉字书写传统。汉字书写显著的垂直特征和文本评注传统与乔伊斯作品将空间、听觉和垂直融为一体的创作特性相呼应。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反思

学术界在对“地方性知识”的认识上,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研究价值取向。普遍主义主张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在于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的规律;“相对主义”则认为,各种文化之间充满着差异,没有一个可以统一的价值标准,并进而认为关注文化的差异性、促进相互理解与宽容才是文化人类学真正的任务所在。本文从地方性知识的特性、建构以及对科学主义下地方性知识的反思等方面,试图揭示学术界对地方性知识研究取向之争的本质所在。     

谈反东方文化的“东方主义”

文化现象中的反东方文化倾向表现是“东方主义”，其主要内涵就是以脱离文化产生的本土及其背景而追求以西方文化价值为基准的文化艺术创作的现象。本文作者通过对电影等艺术创作的分析，揭示了反东方文化的“东方主义”是以文化价值的西化和对本土文化的虚无化为主要特征的，从而指出这种反文化的艺术创作方式是违背艺术真实的，是对文化价值的歪曲，更是走向非艺术化的一种表现。因此，这种反文化的倾向性是不可忽视的。     

基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小说叙事模式

20世纪初,文学叙事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研究。现代主义作家常常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中汲取相似的东西来开展文学试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现代主义绘画的影响下开始在小说上探索全新的叙事模式。其代表作《到灯塔去》中体现了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多角度透视”,“非个人化”和“构图”等艺术特征。这些基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小说叙事模式加强了叙事领域里的美学价值,打造了文学世界里一种全新的图式文本,发展了现代主义小说艺术。     

基于文化价值的中国消费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该文从消费文化价值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消费区域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文化价值系统由“长期与短期导向”、“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物质主义”、“时间导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绪化与情绪中性”7个维度构成,除“人与宇宙”维度外,其他6个维度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华中7个区域表现出显著差异。最后,文章探讨了研究结果在市场营销管理上的运用。     

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批评'现象及反思

源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开启了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视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给日趋程式化和成见化的文学研究以极大启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关键词批评”在批评实践层面有了不少新变与推进：　不再仅以对关键词的词源学追溯为批评中心,而是以关键词在批评实践中的衍生为考察重心,以期有益于文学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表现出注重紧密联系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趋向;编撰体例有所突破,文论性得以进一步彰显。这些都昭示了“关键词批评”发展的新路向,也显现了其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勃然生机和研究实绩。我们在充分认识“关键词批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避免政治视角从“一维”成为“唯一”,谨防关键词的霸权化和快餐化。     

李金发诗歌与现代主义思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金发是现代诗歌领域一个不可忽缺的人物。在“五四”大量译介外来文化的背景下,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本文着重从文本分析出发,梳理现代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以及在他的诗歌中的运用。     

现象学的意向性对象与文学思想

现象学是关于“纯粹意识现象”的学问,但是这种“纯粹意识现象”是一种意向性对象。现象学以这种意向性对象来反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这种关于意向性对象的观点在哲学本体论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是,以这种现象学的意向性对象来分析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却是一种揭示了文学艺术活动的审美主体性和主客体统一性的文学理论。     

陈瑚'莲社'与《顽潭诗话》

明清之际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最为繁盛的时期。著名思想家陈瑚创立的“莲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之一。“莲社”的文献资料主要见于陈瑚纂辑的一种唱和类诗歌总集《顽潭诗话》,但《顽潭诗话》所收作品及其作者相当庞杂,并不简单等同于“莲社”的社诗总集。通过对《顽潭诗话》的仔细分析和鉴别,可以获知“莲社”的成立时间、集会唱和、基本成员等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为该诗社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同时,以《顽潭诗话》为线索,还可以进一步探究陈瑚以及其他“莲社”成员另外组织或参加过的若干诗社,从而理清“莲社”及《顽潭诗话》更多方面的关系。所有相关考察将有助于对整个清初遗民结社乃至古代文人结社进行深入的研究。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双重身份下的双重写作——论《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元素与反东方主义元素

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基础,解读谭恩美作品中的东方主义元素与反东方主义元素,进而指出谭恩美的双重文化身份是造成其作品中国时存在这两种元素的主要原因.作为一名华裔叙事者,谭恩美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由于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文化的疏离,她在创作中常常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用东方主义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亲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但同时,作者的华裔身份,使她对中国又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往往又呈现出与美国白人文学传统中不一样的华人形象.另外,作者通过母女和解的情节设置表达了希望消除种族对立的美好愿望.     

人类学与后现代认识论札记

人类学对异文化的关注给后现代社会科学带来重要影响,表现在文化认识论上由党同伐异向“求异存同”的转化。从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到德勒兹的他者命题,表明对全球化的“同”之负面效应的警觉。而“地方性知识”的命题则是挑战西方社会科学一元构架,保留人类智慧多样性生态的前提。     

民间的走向——论“寻根”及其以后创作主体的“民间意识”

从文学史的研究角度出发,梳理出寻根及其后不同流派的作家的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与民间意识的三种关系。通过对这三种关系的述评,剖析了不同创作倾向中民间意识与主体意识的位置与关系的误区。并指出主体意识应超越作为“文化意识”上的民间意识,以作品的文学性形成对文化的“本体性否定”,从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具有存在意义的独特审美空间和文学世界。     

现代主义:从接受到实践--论新感觉派小说

中国新感觉派在形成过程中有一条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线索 ,其作品以泛性学说表现现代人心理 ,并有浓重的绝望、危机色调 ,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质 ,对心理分析、新感觉与意识流等手法的使用也有明显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