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谑与丑化：论吴趼人的谴责小说

以“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为创作旨归的吴趼人,在上海租界难免成为厌世主义者。道德理想的受挫与厌世情绪的萌发,使得吴趼人对晚清社会发出了绝望的戏谑。愤世嫉俗的心态与诙谐夸张的描述相结合,让谴责小说喧嚣着人性与道德的隐秘邪恶,走向了隐私化、情欲化的邪僻路子,所产生的叙事效应偏离了道德教化的初衷。吴趼人属于租界文化语境培育出来的“双视野人”,但其双重视野未能达到视野融合,不能为批判洋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民族意识的敦促下,吴趼人以“士”的价值体系为尺度,转而讥讽买办的洋奴嘴脸和名分僭越,在身份与道德上极端丑化买办形象。     

晚清“类乌托邦”小说的政治想象

晚清出现了一批叙说＂政治理想＂的＂类乌托邦＂型小说。类乌托邦小说不同于晚清谴责小说的对现实的直白批讽,它们在幻想中熔铸了作者对如何突破现实的重重包围,从而走上强国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构成了小说与国家叙事的对话。笔者试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为中心,探究其政治想象。     

吴趼人到上海年份考

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一生的大部份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的三十余种小说,绝大部份是在上海创作的,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名著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丑态怪状,     

《中国现在记》校补记

南亭亭长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类似他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和《活地狱》,均属晚清谴责小说的力作。但因《中国现在记》在报上连载时没有作者署名,又没有写完,也未出过单行本,李伯元去世七个月后,另一位谴责小说家吴趼人为亡友写传,虽曾说到李伯元尚有此作,可是长期以来,这部小说就不像李的另外三部谴责小说那样受读者注目。三十年代初,阿英写《晚清小说史》时,由于他“无法获得李伯元曾经作过这部小说的旁证,颇疑是吴趼人误记”,还不敢贸然写进史内。直至1938年冬,即上海的“孤岛”时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他的《新石头记》借用了《石头记》(《红楼梦》)中的人物,而核心的情节是写贾宝玉等人“与二十世纪相见”.面对欧风美雨,传统的文化人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中国怎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吴趼人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另一方面又对这个答案将信将疑,新文化人“全盘西化”的立场已呼之欲出.从《新石头记》的新人格理想看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变迁可以获得较为亲切的感受.     

超越“影响的焦虑”——谈小说《新石头记》对《海底旅行》的仿写与超越

"影响的焦虑"是由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关于诗歌影响研究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后来的诗人对前辈诗人有着先天性的焦虑感。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后发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漫游海底一段受当时在《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的影响,在仿写过程中,吴趼人试图对《海底旅行》有所超越,而这一心态正是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     

吴趼人“文明专制”思想探微

＂文明专制＂是吴趼人有感于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救国方案。这一政体主张明确反对立宪制和共和制，同时也不赞成封建专制。它虽是吴趼人的智慧结晶，但明显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并间接地得力于陈天华。这一出现在《新石头记》中的主张，正式提出应在１９０７年３月以后。它的出现既是吴趼人思想转变的标志，也是吴趼人小说创作的转变标志。     

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     

“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吴趼人家庭、生平、思想拾零

关于吴趼人的生平,最有权威的著作大概是李葭荣的《我佛山人传》了。李与吴同是广东人,又都寓居上海,彼此是好朋友,李对吴应当是非常了解的。传记发表在1910年农历十月的《天铎报》上,距吴趼人逝世仅一个月,传中的材料应该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后人对吴趼人生平的介绍,大都以此为本。传中说,吴趼人“广东南海县人也。其先卜居佛山”。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林》对于《月月小说》及吴趼人小说观的争鸣和呼应

通过还原《小说林》杂志创刊到结束期间的上海小说期刊界,讨论《小说林》杂志上诸种论说与《月月小瑚杂志及吴趼人的小说观的关系。《小说林》杂志的创办与《月月小说》不无关系;在历史小说观和言情小说观方面,《小说林》同人都表达出与《月月小说》总撰述吴趼人或争鸣或呼应的意见,并且发生了一定作用。《小说林》同人与吴趼人争鸣的背后,其实是关于新小说中“善”与“美”两种因素孰先孰后问题的交锋。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其立论的根据是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定稿、1890年陈季同在法国发表法文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申报》附刊《海上奇书》连载。然而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特征的标志性事件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随之出现新的文学局面,开辟出新的文学时期。“甲午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主张“人的文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从旧到新的质变,才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摘要： 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的观点源自对“存在论”（ontology）理解的片面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的割裂。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自然界”仅是“本原”意义上的“第一性”,而非“本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存在”（on、being、Sein）问题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革命性超越在于他同“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而非所谓的“物质本体论”。     

论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大量的小说创作 ,猛烈抨击了晚清社会的种种阴暗面 ,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歌颂了近代历史背景下的爱情故事 ,从而使小说这一最为通俗的文学体裁 ,恰如其分地充当起“改造社会、开启民智”的作用。因此 ,对吴趼人不能简单地以“谴责小说”家观之     

上海方言的组合式谓补结构

上海方言中有“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从语法形式上看,它们构成的补语是组合式的;从语义上看,它们可构成能否补语、情态补语、程度补语。这三个补语标记是多功能的,它们构成的补语在形式上和语义上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考察上海方言中带能否补语、情态补语和程度补语的谓补结构,探讨“得”、“来”、“得来”三个补语标记的异同及其组合式谓补结构在上海方言中的使用,并从方言的句法扩散、历史来源与层次、语言接触等方面进行解释。     

论点摘编

《论桑德尔对罗尔斯新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兼与姚大志先生商榷》 汪建达 ,吴新民
《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 袁亚春
《浅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韦俊世
《“事绝言象”义正》 鲍江华     

1930年代“施鲁之争”的文选学史意义

1930年代发生于上海的“施鲁之争”是由施蛰存给青年列举的书目中有《文选》而引发的。施蛰存列举《文选》书目是从《文选》的历史地位、个人的创作实践、文学传承理念及当时青年人的写作缺陷方面考虑的。鲁迅及其同仁的激烈批驳是基于新文化运动推翻“选学妖孽”代表的旧文化仍不彻底层面进行的。《文选》这部文学总集并没有因为“施鲁之争”中鲁迅阵营的强大及激烈批判而销声匿迹，反而促成了其普及传播。《文选》图书出版、报纸《文选》广告、学校《文选》课程开设、学者《文选》研究、名家推荐《文选》书目都异乎寻常得多。文化的传承有其自身的规律，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截断旧文化，新旧文化的转型历经了一个较长的迂回曲折的过程。     

明代复古派文章论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是明代复古派文章观的概括,此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公安派看来,复古派的病根就在于不懂“理”。复古派将文章典范放在左丘明、司马迁上,唐宋派则师法欧、曾,典范选择背后的争执是文章是否载道。公安派批评复古派“伪”体,而非阳明心学之“真”。复古派将“六经皆史”进一步发挥成“六经皆文”,对“道”与“理”的理解陷入平庸状态。复古派剥离“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而公安派将“理”置换为阳明之“心”,都是文道关系在中晚明的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