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救济”转变为“服务”——农民工子女文化融合教育探研

近年来,国家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要接纳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家庭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面临新环境和学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研究农民工子女文化融合教育问题,分析当前农民工子女入校后的教育现状,建议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心态由"救济"转变为"服务",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文化融入,在具体实施中进行教师培训,建立流动性成长记录袋,成立相关咨询机构,促进其教育融合,更好地规划农民工子女的未来。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随着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同父母一起流动的子女队伍日趋庞大,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日益浮出水面。通过分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对产生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作了探讨,认为应取消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给予农民工子弟学校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而不是简单取缔;改变学校的教育管理体制。     

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的逻辑与路径反思——公民权的视角

从治理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不仅仅关系到教育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三农问题和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从公民权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则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完全公民权的实现。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其公民权的内在组成部分,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现代国家应承担的责任,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根本保障则在于宪政建设。现代国家应当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加强宪政建设,切实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公民权。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三个转向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经历了从农村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再到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教育的比较研究.后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要有所创新、突破和推进,其研究立场、假设和目标应进行转向.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学科立场应转向实践立场;应从农民工子女是问题儿童的研究假设转向农民工子女是特殊群体的研究假设;应从建构农民工子女干预措施的研究目标转向建立农民工子女关爱服务体系的研究目标.     

基于公民权视角的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因分析与治理路径

当前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实际上,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并不能充分解释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说,城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缺失原因在于不完全的公民权。城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加强其公民权的保障,促进从不完全公民权到完全公民权的转变。     

论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路径

本文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进行了梳理,并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主体、保障、根本、主渠道、次渠道、当务之急六个层面阐述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路径。     

媒体语境中的农民工子女——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大幅增加。近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生存状况、心理健康日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媒体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与报道,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重庆媒体中对农民工子女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和内容分析,概括了当前报纸对农民工子女生存现状报道的不足,并对农民工子女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研究

农民工子女[1]入学问题,是伴随着城市农民工的出现而出现的。据权威估计,目前我国城市农民工人数已超过1·2亿。而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有近1500万,其中绝大多数处在学龄期。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比重大,在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农民工数量也将越来越大。据湖南省2003年统计资料综合分析,省辖11个城市[2]农民工数量有450多万,而随其进城、处在学龄期的子女数量有近50万。农民工子女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育群体,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适应社会人口流动的接纳性教育体系的背景下,日益增长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需求已经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提…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范式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中存在着思辩、实证和解释研究范式.这三种研究范式促进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干预性研究路径的局限性.为了推进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需要反思和转换研究范式,即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人文范式.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人文范式是以促进农民工子女的身心发展为价值追求;以建立农民工子女关心关爱服务体系为目标取向;以满足农民工子女发展需求为内容框架.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农民工”。许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也随父母来到城市，希望在城市里接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然而，诸多原因使他们无法享受到跟城市孩子同等的义务教育，主要有：国家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双轨制的制约，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占教育经费总投入比重过低，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专项经费投入不足，我国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的制约，政策不够明晰和完整配套。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教育和空间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农民工适应能力等得以运作,它主要是一种制度性排斥.在社会排斥的境况下,农民工内部的不同群体在融入现状与前景上是有差异的,大量农民工将在城市长期维持一种边缘化状态,并形成边缘化的再生产,这可能带来一系列消极社会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等对策.     

论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转化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工人阶级群体,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已经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并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边缘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实现农民工向工人阶级转化的根本途径。     

滇西南城市形象的塑造与儿童文化元素的介入——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为考察中心

滇西南城市群中的代表性城市——景洪市的城市形象塑造,缺少儿童文化元素的有效介入,成人化、世俗化、商业化、消费化色彩浓重。这种儿童文化元素在城市建设中的缺位现象,降低了其城市形象的亲和力,影响着其城市形象品位的持续提升。以景洪市为代表的滇西南城市群,应引入西方城市形象塑造的最新理念,让魅力充盈的儿童文化元素全面介入和助推城市形象的塑造,使其城市形象既深刻地突显出美丽的边境城市特色,又融化飞扬着缪斯式的儿童文化色彩。     

城市社区视角下农民工组织管理体制更新的推进重点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具有与传统农民和城市市民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三个特征．由此农民工闲暇生活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新需求。但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沿袭已久的单一行政化组织管理体制模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由此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更新改革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引导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将是城市社区管理农民工的有效管理体制模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重点推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具有的特征、市民化的表现以及在由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作以初步的探讨。     

儿童健康权保护:问题反思与责任履行

儿童健康权的实现是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天津城乡千余名少年儿童调查发现,存在近视眼、意外伤害、睡眠不足、用餐草率等诸多健康隐患,而学习负担是儿童身体健康的最大"杀手"。因此尤应强化成人社会保护儿童健康权的育人理念,形成立体实施儿童健康教育的社会氛围,以儿童为本创新与拓展儿童健身载体,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达到促进儿童增强体质、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地缘维权”组织与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基于对福建泉州农民工维权组织的考察

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现行策略难以切实发挥有效作用,维权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民工缺乏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以地缘为纽带的维权组织”的出现说明了农民工对于组织资源的渴望,这种维权方式有其特点与功能,同时也存在局限。建立正式的、合法的、以地缘为纽带的农民工维权组织,是维护和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可能之举,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给予恰当的引导,以使其健康发展。     

解决农民工欠薪的提存机制研究

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根本原因即缺少有效的欠薪追讨机制,而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措施即欠薪提存机制。实行欠薪提存制的优势是:政府的强力介入能够使用工方和农民工之间的力量及地位得到平衡;能够减少因为欠薪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从而维护好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欠薪的发生率会大大降低,相反讨薪的成功率则会大大提高。仅仅依靠欠薪提存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其他的措施,全方位多角度解决农民工的欠薪问题,维护农民工的工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城市居民对进城农民工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群体间交往的视角

本研究从群体间交往的视角出发,运用奥尔波特的“交往假说”来检验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朋友关系是否会影响前者的态度.基于对杭州城市居民的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当前城市居民对于进城农民工的总体印象还是负面的,年长的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持更多的负面态度.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一般性的交往不能改变城市居民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奥尔波特的“交往假说”.仅仅有农民工朋友不影响城市居民的态度,但朋友关系与四类特征变量的交互关系在城市居民态度方面有差异,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水平对朋友关系与对农民工态度之间的作用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