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华民国海商法》船员制度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中华民国海商法》是基于三民主义的立法精神,为追求扶助劳工的价值目标而设计的独特船员制度。在该制度下,对船员保护甚多,而令船舶所有者承担过重的义务。过分倾斜的制度设计最终也将不利于船员权利的保护。     

实现妇女权益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近年来有关中国妇女权益的研究成果显示,妇女在劳动就业、失业、生育、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仍存在许多困难,其权益实现存在各种障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因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在规定实现妇女权益社会保障措施时,仍然应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原则,尽最大可能把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规则写入该法,为21世纪中国妇女权益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法律机制.     

船舶配员与船员外派中劳动关系辨析

根据劳动法、《船员条例》及其附属规定,剖析船舶配员与船员外派业务中复杂多样的劳动关系：由于船员服务机构的介入,船员既可能与船东形成传统的仅涉及两方当事人的船员劳动关系,也可能与船员服务机构、船东形成含有三方当事人的船员劳务派遣关系,还可能与不同的用人单位形成双（多）重劳动关系。同时,对现行船舶配员与船员外派规则提出修改建议,并对涉外船员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进行探讨。     

童工国际保护初论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童工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等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贫困国家。从人权保障的角度看,儿童劳动（特别是强迫劳动）对儿童权利的严重侵害性,使得童工问题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自20世纪初即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第138号公约）,《关于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第182号公约）等以保护童工权利为主要目的的国际公约相继得以制定,从而为童工权利的国际保护提供了可能。     

国际劳工组织与民国劳动保障立法

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在民国时期,除第二次国际劳工大会外,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了历次国际劳工大会。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或提出的关于国际劳动及社会保障的公约和建议书,为民国政府劳动保障立法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国际标准,也推动了中国劳动保障的法制化进程。     

有关船员外派业务若干法律问题探讨——兼评《船员条例》与《船员注册管理办法》

针对交通部海事局发布的"《〈船员条例〉释义》征求意见稿"和"《船员注册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就与船员外派业务相关的如下法律问题作以探讨:船员外派业务中"船员用人单位"的界定;船员、派遣单位、受派单位三者间的权利义务;船员外派业务的法律适用;船员外派业务与船员劳动力市场的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船员条例》和《船员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     

实现"体面劳动"的意义及制度性障碍

"体面劳动"是由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并倡导多年的理念,从"体面"的角度讨论劳动和就业,将其作为劳动的重要属性专门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其实现过程中却面临着重重的制度性障碍,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相关制度的创新,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以促使中国"体面劳动"的实现机制逐步合理化、优化.     

论船员劳动的特点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分析了船员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主要包括船员劳动力的特殊性、船员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和船员劳动过程的特殊性,结论是船员劳动在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方面、劳动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和地位方面、劳动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结合并形成产品——海运服务的过程方面,都具有不同于一般陆上劳动的特殊性,因此,用于调整一般陆上劳动关系的劳动法不适应船员劳动关系调整的需要。在我国为了保护海上劳动者——劳动权利,促进海运业的发展,必须制定作为劳动法之特别法的船员法。     

我国外派船员权利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在我国船员外派劳务运作方式下，外派船员与外籍船东之间不直接签订合同，而是通过船员与外派机构之间、外派机构与外籍船东之间签订的两个合同来实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船员外派劳务纠纷中责任主体很难确定，外派船员权利保护立法薄弱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对船员外派实务中涉及的三种合同性质的辨析，进一步厘清船员外派中各种合同法律关系，分析船员外派劳务纠纷及外派船员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中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并提出保护我国外派船员权利的法律建议。     

涉台船员外派法律性质及法律适用比较分析

根据《海峡两岸渔船船员劳务合作协议》,两岸渔船船员劳务合作不论是当事人的数量还是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都比一般的国内劳务派遣甚至是一般外派劳务关系更为复杂,协议规范的劳务合作法律关系能否被定性为众多人所认为的劳务派遣法律关系值得商榷。通过比较分析明晰涉台船员外派法律关系的性质、法律适用是探求更好保护涉台船员权益的基础。     

社会公平视角下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研究

住房权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住房保障问题是不仅是一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从社会公正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如一些保障政策体现不充分,缺乏公平性,造成了＂社会排斥＂;保障范围狭小,农民工等被排除在外;政府对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针对这些问题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提出了创新住房保障体系的对策、思路。     

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的信赖保护

社会保障法主要通过社会保障行政进行相关待遇的给付,如果相对人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相关条件,则要对社会保障授益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废止。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并未完全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在法理论层面,法之安定性、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石,在社会国理念下,信赖保护原则在社会保障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社会保障行政的过程中,须从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利益的保护等三个要件,判断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在满足信赖保护要件的情形下,如果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其法律效果可从行政行为可否撤销、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及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权利与需要满足测度

农村社会保障,是对于以遭受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风险包括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为常态的农民的社会保护.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沿革,庞大的农民群体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边缘,需要未满足且呈非均等化供给态势.运用社会权利与需要满足理论厘清建构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进行可行性分析,阐明保障每一位公民普遍享有"无差序"的社会权利与实现需要满足,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应然诉求.     

全球化时代的西方福利经济制度

全球化给福利经济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西方福利经济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受全球化的影响已经发生和正在继续着深刻的变化.但福利经济制度依然很好地维系着社会保护的逻辑功能,并且成功地使得福利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能够稳定、长期地相互促进性的增长.福利经济的发展历程其实是串构了20世纪经济学的流派演绎,实践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的一脉相承性,也是对凯恩斯主义在今天全球化开放经济环境中的依然有效性的检验. 全球化与西方福利经济制度的变革,对中国近期改革和福利保障建设具有积极的方向性意义.     

刍议土地流转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不完善,使其没有完全取代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导致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存在着诸多阻碍因素,始终不能顺利进行。各级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想方设法加大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努力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认真贯彻落实新农合、新农保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同时还应加强法律保障和监督机制。只有形成完善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土地流转政策实施才会顺畅,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才会更快发展。     

农民工权利保障研究——以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为视角

作为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目标之一,合肥市应加强对农工民权利的保障。农民工权利的保障有其特点,即侧重于对农民工就业培训、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权的保障,而不是自由权的保障。农民工权利保障既是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在社会正义和平等理念下,构建农民工权利保障体系。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构筑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安全网

农村社会安全和弱势群体社会保护长期依赖于传统的家庭、农村社区和少量制度安排。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村传统保障已陷入困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缺失带来的影响已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安全,社会应高度重视农村“社会安全”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逐步形成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安全网,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企业破产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传统上,对于破产企业的财产,劳动者的债权优先受偿,但劳动者债权的保护,并不仅仅是在《破产法》中作出优先顺序的规定那么简单。劳动者的债权在破产财产中优先受偿是劳动者权益在企业破产过程中得到保护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这种优先的权利同样需要受到限制。劳动者在企业破产过程中享有参与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破产企业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出现了社会化趋势。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文化背景——价值理念与法律在社会保障中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导致社会保障国家责任的改变,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道路未必与全球化过程相类似,依据不同国家的特质,可以有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或者至少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其中,文化价值理念是影响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社会保障并不直接与文化的基本要素相联系,社会保障的改革不会成为引发文化改变的因素,而是与文化自身的发展变化保持一致。文化隐含的基础不仅是政府行动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之一,还是特定的一系列价值观,包括宗教与法律,最重要的是平等和个人自由的观念。欧盟国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平等理念,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国家责任,不同的平等理念与不同的国家责任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得到平衡,文化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