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错将“正身”作“化身”

唐弢在《琐忆》里记述他于1933年至1934年之间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投稿,“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无独有偶,几乎是在同一时候,还有一位新进的青年杂文家也被误认为是鲁迅的化名,那就是徐懋庸。不过,唐弢是被叭儿狗们错认为鲁迅的新笔名,而徐懋庸则是被《自由谈》的经常撰稿者林语堂当作鲁迅新变换的署名的。《徐懋庸回忆录》第七章里忆述了此事:“一     

“毛鲁会见”是真是假?

《图书馆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孙雄飞的《忆赵丹谈“毛鲁会见”的经过》一文。作者说,1979年冬的一天,他陪赵丹从徐汇区文化馆步行回上影厂,适中谈及电影《鲁迅传》,赵丹便把1961年5月1日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告诉了他。毛泽东问赵有没有见过鲁迅,赵荅“没有”。其后毛泽东说:“我见过鲁迅,所以对你演鲁迅演得象不象,我有发言权。我是在北大见过,以后又去鲁迅家登门拜访。我见鲁迅时,鲁迅在教育部负     

鲁迅批评的“国民性”“弱点”种种

一鲁迅在“五四”启蒙运动中间,集中地批评了“国民性”中的不少“坏根性”(《两地书·八》),这种批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的。他在30年代回亿(《阿Q正传》的创作时,依旧十分肯定写作动机“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他于逝世前不久,“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     

鲁迅在西安“阅市”

(一) 鲁迅西安之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给他所构思的小说《杨贵妃》搜集资料,并亲身体察李隆基与杨贵妃活动的具体背景。鲁迅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①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由最后一个驿站临潼乘坐临潼镇嵩军第四路步兵第二营营长赵清海的“自动车”,于十四时左右弛进了西安的东城门。这里应当交待一下鲁迅构思《杨贵妃》的一些基本原因。鲁迅在文艺创作上始终有一个重要认识,是: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一定要有精深的理解,必须对生活实践仔细“观察”。他说过:“不要看了就写,观察了又观察,研究了又研究,精益求精,那怕是最平凡的事物也能创造出它的生命力来。”②鲁迅的西安     

解读鲁迅的“呐喊”

北大教授严家炎曾说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 ,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①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高峰的短篇小说集《呐喊》 ,收了鲁迅 1 91 8— 1 92 2年所写的 1 4篇小说 (出版时收入 1 5篇 ,1 930年 1月第一次印刷时抽出了《不周山》一篇 ) ,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呐喊》的问世绝非偶然 ,而是他的思想里程发展的结晶。要想真正理解“鲁迅的呐喊” ,就必须从鲁迅的“美好思想———理想破灭后的寂寞———受新文化鼓舞而呐喊”这三个方面入手。一、鲁迅的美好思想的变迁(一 )第一个理想 :离…     

“灵台”我见

鲁迅先生《自题小像》一诗中的“灵台”,所见到的解释中,无一不是作“心”解的。其主要依据是:《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晋朝郭象注“灵台者,心也。”又: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据此大家都一     

“麻胡”讨源

一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以“麻胡”恐吓小儿之俗。此历代多所记载。鲁迅于《朝花夕拾》中曾两次提到。他在《后记》中说:“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图》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子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鲁迅所引《非麻胡》全文如下:     

论鲁迅“新”的文化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那么,什么是鲁迅的文化思想,他的“新”文化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他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重温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他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就是从“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着眼的;他赞誉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     

“银桃子”和“哭丧棒”——学习鲁迅《阿Q正传》

鲁迅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假洋鬼子”。此人是未庄大地主钱太爷的儿子。他善于钻营、投机又非常凶残。在革命风暴没有来到之前,他手提“哭丧棒”统治着未庄的贫苦农民。当革命风暴一来,他又在胸前挂起了一个“银桃子”冒充起革命党来,并大言不惭地讲述他的“革命史”。“银桃子”和“哭丧棒”是“假洋鬼子”的反革命两     

“风沙中的瘢痕”：分析鲁迅《野草》的“虚空”

鲁迅《野草》中所表述的“虚空”意识为我们提供了在 192 3年到 192 7年这一时间维度上鲁迅生命意志中的情绪易变、恍惚而灰冷、却又无可奈何的坚强的个性存在 ,《野草》也正是他在绝望的抗战中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个体生命意志力和颇具意味的一个思想概括 :一是直接相关于“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这些人生命题的拷问。二是对于“血污衰败”“混沌阴沉、离奇变幻”的人生气象的根本性的焦虑不安。三是惶悚于“毫不摇动、毫不惊醒”、“全体冰结”、干枯平安的人生现状 ,因此紧急呼吁“叛逆的猛士”、“举起投枪的战士”、“鲜血淋漓的粗暴的青年的魂灵”和“生动融和、升腾飞扬”的生命形式的出现。《野草》的“虚空”是一个富有哲理思辨的关于人的灵魂救治和超越的精神空间     

“三味书屋”的“三味”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中学时就学过,以后也曾多次提起。但鲁迅读书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三味书屋”?这“三味”又指哪“三味”?却早都忘了。直到最近去鲁迅的故乡绍兴,亲身走进“三味书屋”,看     

“知己”非“知已”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 ,鲁迅先生在上海时 ,与瞿秋白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瞿秋白曾为鲁迅的杂文选集写过序 ,而鲁迅后来又为瞿秋白编了《乱弹》和《海上述林》来纪念他。一九三三年三月初 ,鲁迅为瞿秋白夫妇安顿了住处 ,并在那简朴的小亭子的墙上 ,挂上了亲笔书赠的一副对联 :　　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以上所引 ,见李政民编《古今对联故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 986年 1 2月第一版第1 76 - 1 77页 ,可惜“知己”印成“知已” ,上联遂只能读成“人生得一知 ,已足矣” ,“知”可解释为知识或智慧 (知通智 ) ,联意…     

关于“画眼睛”

编辑同志: 刘长虹、陈豪同志的文章《鲁迅笔下的“眼睛”——学习鲁迅小说札记》(《扬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把鲁迅先生“画眼睛”的话,简单地理解为人物肖像描写的画眼睛,认为描画了人物肖像的“眼睛”就是写出了“一个人的特点”。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鲁迅先生在原话中,没有提到“肖像”二字。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实践中,没有只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谈谈《祝福》中的“我”

一、鲁迅小说中“我”的写法 鲁迅的《呐喊》、《彷徨》是两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二十五篇。其中用第一人称写的就有十二篇:《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由此可见,鲁迅是很喜欢用第一人称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作家采用怎样的表现手法来结构小说,展示情节,突显主题,这是由他的创作观和艺术个性决定的。鲁迅写小说有着非常明确的创作目的,就是“想利用他的力量,     

我们不能再“上当”了——关于鲁迅的讽刺理论及其他

<正> 在鲁迅研究中很多人常常谈到鲁迅的讽刺理论,并据此认为,鲁迅是一个善于讽刺的作家,讽刺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王瑶说:“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讽刺;特别是对一些否定人物的形象,他是常常给以无情的狙击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20号)何家槐说:“第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鲁迅小说中,也表现了他特有的讽刺天才和幽默风趣。象《彷徨》中的《肥皂》和《高老夫子》则简直可以称为讽刺作品。”(《鲁迅作品讲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吴中杰、高云说:“沉郁的幽默和深刻的讽刺,是鲁迅小说艺术风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诗文的“曲”与“直”

论诗文者每好以“曲”为贵,以“直”为劣。“文似看山不喜平”,似乎不曲则必不含蓄,必无韵味与情致。然而,西楚霸王的《垓下》之歌,只是胸臆直抒,“却万石跌宕,千秋悲凉”(明·屠隆《范太仆集序》)。瞧不起儒生的刘邦也留有三句《大风》,就顾具帝王之概,雄豪之气,又何尝有一点曲处?杜甫是讲究“曲”的,但其名篇之一《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通篇一气奔驰,如洪泉下注”(《唐诗注读本》评语),而其闻捷惊喜若狂之情态跃然纸上,明快之极,丝毫不曲。鲁迅是惯使曲笔的,但他的《南     

孔乙己的“学问”

鲁迅先生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孔乙己》。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做孔乙己的知识分子。在咸亨酒店的顾客中,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在孔乙己的时代,穿长衫本来是阔人的标志。然而,孔乙已“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店里所有喝酒的人都把他当作耍笑的对象,连酒店里的小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