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民主作为程序--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民主观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共和主义的民主,构成了当代社会民主模式的两大景观.在比较分析与综合这两大民主模式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论证了他的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民主作为程序,意味着商谈和对话成了民主模式的核心内容.这种以交往与对话为特征的民主理论,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理念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和谐社会视阈中公民身份的双向建构

探讨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模式和重视公民责任的共和主义模式.将公民身份这一核心政治概念引入当代中国追求和谐社会的视阈之中,我们发现,臣民文化传统和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平等公民身份的现实障碍.通过国家-公民与公民-国家来双向建构公民身份,使政府形成以公民权利为本的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理念,让公民通过公民社会等途径形成对国家的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各种义务,从而才能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幅和谐的未来图景.     

论辩式民主及其价值

论辩式民主是菲利普·佩迪特在共和主义强劲复兴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型民主观.这种民主观立基于共和主义的传统论辩资源,以无支配自由和公共利益为旨归,以“论辩”取代“自主”、“同意”、“聚合”等理念,突出民主的协商性、包容性和回应性,为重新审视自由与民主关系、化解古今之争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独特视角,对克服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弊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中国古典共和观及其传承价值

在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现代中国,恢复国学的可行途径之一即是将儒学的传统理念参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在政治架构中,中国古典共和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家族法传统和双主体法权。以这两种传统为代表的共和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中国古典共和观的传承价值在于:家长制指导下的精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修正;政治在社会的范畴中以一种教化的形式作用于人民并让共同体成员自愿服从;家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传统、善的政治观、国家社会个人的连续性,这些中国古典共和思想的本质理论都能够继续为现代的制度设计发挥作用。     

话语民主理论：渊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倾向。而哈贝马斯是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以交往理论取代康德的先验实践理性,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90年代,一些学者又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我国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我国话语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民主共和与国家建设中的价值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逐渐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价值重构.民主共和理念开始具体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一系列适应当地实际的方针、政策与措施.而在其中,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构成了有效推进民主共和的制度保障和前提条件,以及促成多民族国家优化治理的重要因素.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现代视野中的城邦“民主化”进程和观念形态

以民主制和贵族共和制著称于世的古希腊、罗马城邦制度是在阻断了王制后发展起来的。这一“民主化”进程与希腊罗马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有深刻内在联系 ,城邦中体现原始民主的组织机构———贵族集体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始终存在。原始民主传统强化了城邦时代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理念及价值取向 ,其主要是 :集体治权观念、权利平等观念、城邦公益观念。它们反过来又巩固了城邦民主共和制度     

民主政治与共和政治刍议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产生的议会民主,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可称为自由民主制。工业社会后期,民主制显露出弊端．发达国家开始感到民主过剩、民主危机。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斗争哲学不同,中国存在有两个多年的和合文化传统,形成了共和政治理念,其核心是对等和谐。古希腊、古罗马讲的共和政治,是平衡均衡,为公共利益服务。共和政治理念在东西方都有源头。民主政治适用于工业社会,共和政治适用于知识社会。世界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21世纪的政治大走势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共和政治。     

试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民主共和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导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民主共和政治遭到失败,国家政治走向分裂.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政治建构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法团主义视角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调整与建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背景,从法团主义理论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理论探讨,并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应然建构做一方法论思考。我们应努力寻求法团主义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来。     

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概念

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一个弱民主概念,而共和主义民主是一个强民主概念。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结合了两者中的某些东西,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接受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但是又像共和主义那样,划分出一个具有强民主意义的政治商谈公共领域。同时他还把民主理解为追求共同的善和利益的协调,把人民主权理解为交往权力,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力或者议会中的权力。显示了他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构想。     

法团主文视角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调整与建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背景。从法团主义理论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理论探讨，并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应然建构做一方法论思考。我们应努力寻求法团主义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种“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来。     

民族国家陷阱与多民族国家构建

从民族国家、苏联民族问题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与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国家构建应避免陷入民族国家的泥沼。借鉴欧美社会的民主共和思想,凭借中国多民族共处的传统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框架,从民族个体和民族群体两个角度考虑,提出中国是构建多民族共和的国家。     

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试论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从美国立宪争论到罗尔斯的理论回应

自美国立宪时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围绕“宪政还是民主”产生争论以来,两者之间的张力即成为现代(特别是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的一大主题.罗尔斯后期的宪政理论,一方面继承了“二元宪政民主”理念这个美国宪政模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了独树一帜的发展.他通过来源于政治传统的社会共识这个中介,将变动不居且具有“多数暴政”倾向的“民主”纳入到相对稳定且保障“宪法根本”的“宪政”框架之中,从而较为有效地弥合了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论近代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发展特征

近代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发展,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借助救亡运动而发展,以“国群自由”意识为核心;(二)在成份上中外合流,中国传统色彩较重;(三)发展速度缓慢,发展程度较低且不平衡。这些特征对近代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近代中国人为民主奋斗数十年,却一直无法建立真正的共和民国,与近代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特征不能不无关系。     

西方国家“政治营销”的理论渊源

20世纪中后期,政治营销理论兴起于西方政治学界。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西方国家政治传统和现代经济领域中的营销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着独特的内涵。"政治营销"已成为西方国家总统选举、政党竞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其独特的模式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着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国家政治营销的理论渊源及其内涵,认为政治营销理论为政治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民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