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社会参与的回应困境及其破解

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引入社会参与,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客观要求。但在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的社会参与中,特别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参与主体利益多元、参与方式多样,而政府回应方式单一、政府与社会回应价值向度的不同等制约了社会公众对政策风险主张的充分表达,降低了社会参与的有效性,影响了政策共识的达成。应该通过回应渠道拓展、回应方式创新、回应网络构建等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社会参与,以更好地适应"互联网+"背景下社会参与的新变化给政府回应带来的现实挑战,有效弥合多元主体间的政策感知差异和意见分歧,切实增强政策的可接受度。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为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和拒斥心理,破除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障碍,以及破除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知识

知识之于人类的行动无比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驱动的。从过往的历史看，知识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工业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知识的时代，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令人赞叹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知识能否给予行动以强力支持则成了一个问题。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是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合作行动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但这种知识绝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而是在知识融合中生成的新型知识。它具有多种面相，同时包容了人的情感、道德等。人类已经走进了风险社会，在构想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模式时，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知识支持，以及如何在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行动，都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在风险社会中看规则与规范

在工业社会中,规矩主要是以规则的形式出现的,规则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其典范形态则是法律。正是由于法律以及多种多样的规则的应用,构成了法治社会。规则的规范功能也有着规范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规则建构的“路径依赖”会导致与差异化的现实的冲突;其二,规则的规范功能具有历史性,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出现了规则规范功能去势的问题。风险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特别是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被动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突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思考行动规范的问题,应当把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放置在第一位,使其发挥规范功能。     

简论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建设

本文从“政府回应”的内涵到政府公共决策回应研究 ,论述了决策机制中政府回应的重要性 ,并对政府公共决策的政府回应机制运作及其制度要求进行剖析 ,阐述了当前中国政府应当加强公共决策回应基础建设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回应机制 ,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     

在风险社会中看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

科学认识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但其生产出来的只是理性知识。其实,人类的知识具有多样性,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了对其他知识的排斥。不仅如此,理性知识也获得了实践上的话语权,要求实践中的所有行动方案都基于理性知识而做出设计。这样做,在工业社会中是成功的,但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后,却应改弦易辙。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应当承认各种类型的知识存在上的合理性,倡导知识的包容性品质,特别是对于经验知识,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这是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及时响应的行动,不仅所面对的是全新的问题,而且更多地受到了时间限制,即表现为即时行动,需要得到经验知识的支持。     

论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

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风险社会降临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动,要求我们重估价值和变革行动模式。从价值的视角看,工业社会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把有用价值放置在了人的生命价值之上,一切行动都围绕是否有用的判断和评估而展开。这样做的缺陷在风险社会中已充分暴露出来,并以一些极其荒唐的行为表现了出来。就风险社会的形成来看,也许正是有用价值当令而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这种有用价值所形塑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它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所以,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必须坚持人的生命价值的优先性。风险社会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凸显了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包含在人的生命之中的,而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则是以人的共生共在为标志的。风险社会中人的行动模式应当是合作行动,也唯有合作行动反映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和特征,使人的共生共在具有现实性。     

政府回应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公共决策听证与政府回应都以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为前提,是我国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体现了其具有的政府回应功能,它是政府加强回应性建设的一种制度实践。目前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作为政府回应的一种方式,还存在召开听证会的随意性、听证会形式遭到公众的质疑、听证笔录缺乏刚性约束力、政府回应能力不足等问题。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需要政府行政人员提高意识,不断完善听政会制度的相关规定,将听证会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围。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消除一些与公民参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障碍:一是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与拒斥心理;二是解决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消解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后常规科学视野下转基因技术决策与协商式公民参与

后常规科学使得传统的科技决策模式面临挑战,转基因技术的争议证明了"政府—科学家"的常规决策模式不能解决科技决策中风险不确定性、价值争议性和多元合法性等问题,需要"扩展的对等共同体"参与科技决策新模式。风险社会中民主治理和科技公民身份对后常规科学视野下公民参与科技决策进行了理论解读。协商民主的理论和经验证据表明,在后常规科学时代,协商式公民参与科技决策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论开放型决策模式下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

传统的封闭型决策模式强调权力对决策的主导作用,公众参与往往被忽视,不能彰显民主决策的内在价值。构建开放型决策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满足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实质性参与。为保障开放型决策中公众的实质性参与,需要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包括明确公众的范围,明晰公众参与的决策事项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明确对政府回应的要求等,以增强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回到“好社会”：重建“需要为本”的规范社会学传统

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需要”概念快速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热门话语，并引发了跨学科的持续反响，而主流社会学却在这一议题上表现出了集体失语，这深层次地提示着当前社会学在回应规范议题上正在丧失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运思方式。为“人”服务、关注人类需要的社会学亟待重新思考其规范传统的当代价值，重建“需要为本”的规范社会学传统。为此，要积极推动为了“善”和“人类进步”来应用社会学，强化事实取向与规范取向的合流来回应“好社会”的议题，并努力实现社会学研究与政治行动之间的贯通。     

风险社会及其价值观前提批判

当前各种“风险景象”的出现 ,彰显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由此人类社会开始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来临 ,使各种“风险”问题日益突出。西方学者在阐述风险社会的根源时 ,主要是从两条路径进行的 :知识论路向和实践论路向。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风险社会产生的文化根源 :人类生存方式的价值观预设的失误以及对这种价值观批判和反思的风险意识的自觉。     

论西方政治与风险社会生成

现代政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主政治,曾经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信仰”。然而,这样一种无比美好的“信仰”,却把人类带进了风险社会。因此,在风险社会生成的问题上,对西方现代政治加以反思是必要的。以西方民主的形式出现的现代政治是一种竞争政治,它是建立在原子化个人的前提下和基础上的,也是从属于个人以及可以最终归结为个人的各种利益实现和规范利益冲突的需要的。但是,也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存在着在民主的名义下对平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和排斥的问题,存在着排斥伦理道德的问题,存在着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怨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人类带进了风险社会。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健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决策机制的思考

健全的机制是推进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决策的重要保障。针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决策的机制建设虽逐步加强但仍存在较多不足的现状,应健全行政决策公开、公众利益表达、政府回应、激励约束等机制,进一步激发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决策热情,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彰显社会管理成效。     

试论办公自动化技术在行政决策科学化中的作用

办公自动化技术为科学决策提供具体的操作手段和工具，是行政决策科学化的技术支点。办公自动化技术参与行政决策，标志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管理决策之中，不仅能为决策者提供包括信息库、方法库和知识库等在内的智力支持，而且能为严格执行科学决策程序，认真落实科学决策体制提供技术保障，使得在研究和论证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时，可以充分发挥决策者、外脑和电脑的作用，实现“三脑决策”，从而有效地规范决策过程，提高决策水平和效率以达到科学决策的目的。     

智能社会的计算信息：决策的信息—计算进路

目前，我们正处于机器智能支持和人类智能提高的阶段，因此，将会越来越多地依靠智能计算技术来增强我们的直觉和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身上的信息负载不断增加，社会计算技术正在从简单的社会信息交流走向社会智能发展。“信息哲学与智能社会发展”论坛上的一些关于必要理论和方法发展的想法，为理解智慧社会提供了思想资源。在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过程中，计算/(数据)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智能预测支持人类决策方面，发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核心作用，为决策提供了当代计算模型支持。从这场危机中吸取的关于使用智能决策技术的教训，对于用具体的现实世界内容来填补“智能社会”的概念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