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烟不会引起发胖

《老友》专家门诊： 近年来，我按《老友》“养生保健”栏内有关文章的建议戒了烟，并先后奉劝几位朋友也戒了烟。可是有的朋友戒了烟以后身体却胖了起来，他们说是戒烟惹来的祸。请问：戒烟后是否真会发胖？     

道光朝禁毒得失新探

本文依据鸦片战争档史料以及史学界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对道光年间戒烟运动的“得”与“失”作了新的探析。文章肯定禁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认为“重治吸食”政策违背了法制通行原则；同时由于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的过激行为，过早地引发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从而使中国失去了以外交途径避免战争的机会；另外，政府缺乏足够的宣传教育及其他相配套的治理措施。     

戒烟的摇摆

年岁不大，戒烟次数不少于三回。 头两次是闲的，属于没事儿较劲型。参观一次展览，不小心看见泡在大粗瓶子里的黑肺，以为那就是自己的。一害怕，停了三天饭食，捎带手戒了几日，目陷面黢确有重新做人的慷慨。过了五六日，探头儿看看，周围没了动静。     

试述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颁布禁烟、禁毒法律法规最多的一届政府,随着其禁烟政策在“寓禁于征”时期、由“寓禁于征”向禁烟为主的过渡时期、“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时期和“断禁”时期等四个不同阶段的演变,其禁烟、禁毒立法也随之在进行调整和转变。研究这一时期的禁烟、禁毒立法情况,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能为当代中国禁毒立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老舍《戒茶》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老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样,吃平价米,穿国难服,既戒烟,又戒酒,连茶也须戒了。他在1944年9月15日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的《戒茶》,反映了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者在生活上经受的折磨,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其文如下: 我既已戒了烟酒而半死不活,因思莫若多加几戒,爽性快快的死了倒也乾脆。     

父亲戒烟

近几年，父亲的身体大不如前，为了他的健康，我多次劝他把烟戒掉。 父亲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也知道吸烟对身体有百害无一利，我也下过多次决心，但就是戒不了。有时不吸烟就憋得难受。以后你不要管我了，管也没用，我这辈子看来是离不开烟了。”     

大学生涉毒的原因调查与治理建议

大学生涉毒已逐渐成为毒品问题治理及其毒品预防教育中需特别关注的突出问题。文章通过对全国56所高校1087名在校生的问卷调查与部分访谈,以及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禁毒”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案例分析,发现大学生涉毒的原因,既有好奇心、虚荣心、逐利心等自身主观因素,也有高校禁毒宣传教育的不足、毒品的识别难度较大、毒品亚文化和家庭环境的不良影响、吸毒大学生没有成功复归社会等外在客观因素。基于此,需从大学生自身修养、高校禁毒教育提升、禁毒文化塑造、社会宣传与引导、家庭环境改良等方面入手,构建大学生毒品预防教育体系,以提升大学生群体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形成“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人生理念,减少大学生涉毒概率,推动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提质增效。     

我的戒烟

凡吸烟的人,大部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到那时期     

此“义”非彼“义”——唐宋义仓与明清义仓之比较研究

义仓制度在不同时期变化较大,唐宋时义仓本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而明清时期政府改变义仓政策,放弃统一办理,支持地方官员在辖区内办理或鼓励民间自愿办理。无偿赈济需不断筹粮,灾荒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义仓建设的难度,导致唐宋官办义仓制度难以为继;明清各级政府及民间社会的努力则推动了义仓的发展。作为一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制度设计,受制于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义仓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但从唐宋到明清,义仓“损有余、补不足”以缩小贫富差距的价值观一直未被放弃,且有所进步。     

从革命法制到现代法治——建国初期禁毒法制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观照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在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新中国禁毒法制框架。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法制虽然有助于高效彻底地肃清毒品,但是也直接影响和支配着禁毒工作的纵深推进,给当代禁毒法治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禁绝毒品目标的提出、运动式禁毒会战的启动、指标化考核方式的盛行、斗争化戒毒理念的形成等。面对日趋复杂的毒情形势,我们不能希冀简单复制疾风骤雨和群众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只有将禁毒工作真正纳入法治化、科学化、理性化的轨道,才能有效治理毒品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社会危害。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状况及影响

虽然历届政府均实施禁烟政策,但由于军阀、土匪的参与、包庇、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走私贩运以及烟毒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等原因,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烟毒问题仍相当严重。不但具体表现在种、贩、运、售等产销渠道,更表现于数额庞大的消费群体。烟毒对华北农村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个人、家庭与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还激化了道德败坏、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使原本动荡的社会秩序更加紊乱。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略论清末四川的鸦片烟祸

清末,中国土鸦片以“川土”数量最多。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鸦片泛滥情形的简要回顾,集中探讨了当时四川省鸦片烟祸泛滥的原因及其危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论民国时期湖南军阀的鸦片贸易

民国前期,湖南成为南北军阀的必争之地。各派军阀为了解决棘手的军费问题,对种植和贩卖鸦片烟土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湖南军阀们不仅勒令湖南农民种植烟土,而且还亲自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再度蔓延湖南的恶果是加剧了民国时期湖南政局的混乱和动荡,毒害了湖南的社会风气,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此后湖南多年的粮食恐慌。     

18世纪后期广州鸦片贸易规模推算(1780—1799年)

鸦片贸易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但目前对华鸦片贸易的统计依然不够完整和准确,尤以18世纪的鸦片贸易为甚。反映18世纪中前期鸦片贸易状况的史料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18世纪后期相对增加。根据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广州鸦片贸易的部分可靠统计数据,采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可推算18世纪后期尚未有统计的年份,以此来推算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规模。共分为广州鸦片贸易价格、贸易数量、贸易价值三个部分来展现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状况,得出此阶段共有4万余箱价值1 200多万两白银的鸦片输入。     

1917年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研究

近代中国毒品泛滥成灾,危害严重,中国人民为抵制烟毒进行了不懈斗争.这一斗争到民国初年有了新的发展.1917年北京政府与西方"洋药公所"签订收买存土合同,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大惊,社会各界群起反对,最终迫使政府在上海销毁全部存土.在收买存土案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禁烟禁毒的主力,报纸等媒体舆论宣传和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是我国近代禁烟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影响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禁毒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论英中鸦片贸易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可以说都是围绕鸦片贸易展开的。马克思对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三者问的内在联系作了具体深刻阐述,他认为,鸦片贸易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合法贸易"而言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痛苦和灾难,给英国创造了高额利润,最终导致鸦片战争;英国为了将鸦片贸易置于安全、稳固和永久的基础上,战后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无疑鸦片贸易对中、英两国的影响都是双重的。     

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甘肃一度被称为“烟国”，对甘肃社会的正常行进影响至巨。追溯其根由，鸦片种植最切要的因素是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挹注财政；其次，农家生计维艰，种植贩卖鸦片换取些许货币维持简单生活；进而，地方社会交通建设滞后，农家剩余农产品销售市场狭窄，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同时广大乡土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可充当治疗疾病的“药品”。总而言之，鸦片种植泛滥是政府和农家双重贫苦状态下的产物。     

近代山西鸦片问题述略

鸦片毒流在近代山西经历了鸦片战争前的萌动与战后严重泛滥两个时期。针对种种弊端,督抚厉行禁烟,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为清末山西禁烟成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