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的方法 ,也是科学的方法。经济学主要研究“为什么”的问题 ,解释人的行为或现象。它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精确推测 ,而不是预测。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 ,以理论解释事实 ,要有抽象的存在。经济学能够运用的基础理论不多 ,但是推测能力要强 ,问题的局限条件清楚 ,就会有结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是行不通的。经济学不能和真实世界脱节。经济学就是在套套逻辑与特殊理论之间寻找一般性结论。     

何谓宪法解释?

关于宪法解释的概念,国内学者大致围绕宪法解释的主体、客体、场合、目标四个方面展开,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关于宪法解释主体、客体、场合、目标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如果从构建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着眼,可将宪法解释的主体和场合分别界定为“违宪审查机关”、“宪法诉讼”。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解释的客体应当理解为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即“宪法文本”。从哲学诠释学角度看,宪法解释的目标是立宪者、宪法文本和宪法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产物。因此,宪法解释的概念应当重新定义为:违宪审查机关在宪法诉讼中对宪法文本含义的阐明,这一含义是立宪者原意、文本意图与违宪审查机关意图三位一体的融合。     

量子力学解释:言不尽意

任何物理理论要实现解释与预言的方法论功能,都应当以某种方式与经验相关联。量子力学形式体系是以非直观、非直接数学方式描述物理实在,只有将它们与借助经典物理概念描述的物理实在图景进行比较才能与经验相对应;但量子力学和经典物理语言体系分别蕴涵着不同的本体预设,描述实在的方式也相去甚远,用经典物理语言表述量子现象实在无法摆脱“言不尽意”的命运。因此,我们应以宽容、理性的心态对待量子力学各种解释尤其是对在量子力学创建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哥本哈根学派解释所存在的不足。     

改变世界：解释世界的终结与“解释化”批判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学界已形成不同理解范式,既有兼容论,也有对立论。从马克思哲学思想演变的过程看,自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就进行了哲学改变世界的思考,这一命题是马克思对自身哲学思想进行清理的总结,标志着解释世界的哲学的终结。从该命题提出的直接动因来说,此命题是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将哲学“意识形态化”或者说“解释化”而提出的。就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而言,马克思认为,不诉诸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是徒劳的,解释世界离不开改变世界,世界的可解释性在于其可改变性。     

解释的语境相关与生物学中高阶解释的独立性

生物学中的解释可分为高阶和低阶两种。高阶解释在还原论看来。可以被还原为低阶解释。或通过低阶解释来得到说明。因而高阶解释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高阶解释有其不可还原的语境相关特征,否则必将损失“解释内容”。因此。无论是生物学中的高阶解释,还是低阶解释。都有其语境规定的相应的“解释内容”。都丰富了对同一现象的解释内容。它们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替代的。     

东北地区城市贫困成因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体制转轨不断深入,东北地区的城市贫困问题愈益突出。这一背景决定了在讨论东北地区城市贫困成因时结构解释的主导地位。然而,东北地区城市贫困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结构性与体制性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城市贫困成因解释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结构”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视角,对东北地区的城市贫困成因作综合的解释。     

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

宪法解释是宪法运行的基本条件与形式,宪法是在不断的解释过程中发挥生命力的。在宪法解释的实现过程中宪法解释是否具有效力,通过何种形式发挥效力是宪法解释学理论中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宪法规范的最高法律效力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宪法解释效力的基础、表现及其功能等问题,并从宪法文本角度分析了宪法解释效力的实现方式。     

刑事“合理解释”规范的教义学展开

刑事“合理解释”规范是对分布在数个刑事诉讼规范性文件中“合理解释规定”的体系性概括,其为相关诉讼方的证据解释行为提供了法定依据。已有成果未能对之从抽象、宏观层面做一般性研究,亟待理论层面的系统性阐发。合理解释规范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解释立法规范,承载了一系列有助于推进本土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功能期待。根据解释意图的差异,可将合理解释规范分为三种类型,即：“回应疑问型” “说明原因型” “消除矛盾型”。合理解释规范服务于证据解释活动,因而与证据法以及程序法衔接紧密。一方面,合理解释规范中蕴含了多元形态的证据法效力,具体包括免于非法证据排除、修复证据可靠性以及推定证据相互印证;另一方面,为确保上述证据法效力的实现,有必要从作出方式和审查标准两个维度对合理解释规范的程序法适用予以规制。     

目的解释之真谛——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辨考

目的解释常被作为协调分歧的一种权威性方法,但如未领悟目的解释的真谛就会因其本身的复杂性而陷入泥潭。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涉及数对疑似抵牾的范畴:一是个别法律条文之目的和整体法律或整个法秩序之目的,二是具体目的和抽象的终极目的,三是立法者之主观目的和法律之客观目的。由于目的解释也易导致恣意,故应受到一定限制。解释者只有在妥善处理好这几对目的之间的关系后,并根据法伦理性原则去理解法律规定的客观意涵,实现各目的之间的融合,以使之"适合事理",才能真正把握目的解释之真谛。     

"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及其批判

历史解释模式与社会历史理论、史学范式、史学理论等概念意义相近又不完全相同;既紧密联系又有细微差别.所谓"历史解释模式"是指最一般的对历史的理解范式和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历史观和方法论.从哲学视角看,历史解释模式总体上可分为"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所谓宏观历史解释模式是指从社会历史宏观领域着眼,注重历史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从人类活动的宏观领域去把握和解释历史,一般围绕历史的性质、有无规律、决定因素-动力系统、进步路线图等领域展开.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即如何能够良善地解释法律.文章尝试从分析“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区别与关联入手来认识“解释法律”的内涵,观察解释法律活动的现时境况,揭开“解释法律”的面相;秉持“法律是一项解释活动”的整体观念来寻找良善地解释法律的方式,以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之间何以能够顺畅循环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经由对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关系的探讨,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空间间距和心灵间距,最终通过对这些间距状况和存在原因的分析,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中寻觅跨越这些间距的路径.     

诉讼证明标准新议

由案件提出的事实命题或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事实”或“真实”,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命题或陈述关涉自然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客观实在性,即是“客观真实”的;二是命题或陈述关涉社会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法律正当性,即是“主观真实”的。“客观真实”在法律上有一评价标准,依经验实证的证明形式来证明,此法律标准就是诉讼证明的盖然性标准;而“主观真实”须在公正程序保障下,通过对话与沟通来达成,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法律价值判断上的“共识事实”。因此,诉讼证明的标准必定是“法律真实”标准。     

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上历史地走入当代——《回到马克思》和马克思哲学解释的深度模式研究

深度解释模式是近十年国内“回到马克思”理论运动所趋向的理论目标之一 ,它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回到马克思》一书为案例 ,从马克思哲学解释和马克思文本、文本逻辑和历史逻辑、文本语境和文本话语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深度解释模式的方法和视角 ,强调这种模式的建设是以马克思文本为基础 ,在当代科学方法论指导下揭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逻辑和马克思所遵循的历史逻辑的过程 ,也是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历史地进入当代的过程。     

文学理论解释的基本逻辑模式

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解释模式除了包蕴价值模式外,还包蕴着逻辑模式,对文学理论解释中逻辑模式的揭示与研究是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觉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从文学基本理论的视阈来看,文学理论解释具有三种基本逻辑模式:因果模式、时间模式和功能模式。它们各具特点,共同存在于文学理论解释的话语形态中,成为文学理论科学性的重要支撑。     

《逻辑哲学论》的三种解释类型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一部既复杂又晦涩的书。迄今对它的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类型:正统解释、反形而上学解释和新解释。文章分别检讨了这三种解释类型,并辨别其得失,最终文章给出了一种更恰当解读的方法论上的建议:应该从《逻辑哲学论》的写作和思想过程入手,来把握它的结构性和层次性。     

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问

从理论上看，法律解释有没有客观性，这是法治命题能否在理论上成立的前提，而对法治理论釜底抽薪作用的批评也在于此。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展开追问。     

论科学解释

人们通过观察所获得的经验知识,只是认识了事物的表面现象,并未了解这种现象的成因和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因此,人们会提问:“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呢?”对这类问题的解答就是对经验事实作出理论解释(说明)。比如: 在英国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附近捕捉到的一种飞蛾,大多数是黑色的。但是,在非工业地区捕捉到的同类飞蛾大多数却是白色的。有人认为,工业区黑色飞蛾多,是因为煤烟把它们的翅膀给弄脏了。可是,从调查的结果得知:飞蛾并不是受到污染,而是本来呈黑色的。如果说不是由于受到煤烟污染而变黑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呢?([日]田中实     

行动范畴的哲学解释

本文就现代西方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行动的哲学解释展开分析．从概念入手，分别评述不同的解释理论，找出它们的真正分歧所在，最后得出结论：行动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立场上，心理现象归根到底属于物理过程，但并不能还原地描述出来；人的行动可以有多种原因决定或影响，行动的自由乃是基于主体认识的选择，因而行动具有自由与下自由的双重特性。     

从解释权到解释方法：行政协议解释规则构建

行政协议解释是行政协议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立法和司法解释皆无规定，给实践带来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76号指导性案例，意图从解释权路径来化解行政协议解释纠纷，但支撑该解释权路径的行政优益权论、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论以及第三方中立判断的可能性，均存在理论和规范上的缺陷。从实质论讲，行政协议解释应建立在“协议性”基础上，这与民事合同解释高度契合。“目的解释”为行政协议援引民事合同解释规则提供了可能，《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27条第2款则奠定了规范基础。就具体解释规则而言，应在《民法典》第142条第1款基础上，结合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从文义解释出发，以目的解释为导向，结合体系解释的系统整合性，对行政协议解释规则进行教义学构造。至于行政协议解释纠纷解决的程序机制，《行政诉讼法》第2条、《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24条已经提供了规范指引。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循环论证和价值预设——兼谈青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特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私有财产起源论究竟是不是循环论证?解决这一理论问题须立足文本解析论证过程并关注马克思论证私有财产起源时作出的方法论承诺——“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马克思在形式上做到了从事实出发，通过复合三段论推理出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关系，并说明这种支配关系就是私有财产。但一方面，国民经济现象中的异化劳动是被私有财产规定的，因此以异化劳动推理私有财产的做法的确是循环论证；另一方面，“人是类存在物”的价值预设不仅导致马克思对私有财产起源的论证没有真正从事实出发，而且使结论本身缺乏说服力。方法论承诺之所以未被兑现，根本上是因为方法论本身即唯物史观尚未成熟，突出表现为科学逻辑与思辨逻辑的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