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与农民参与——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实施的思考

集体行动的达成是解决公共事物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小而分散的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亦如此.集体行动的达成,一方面需要所在社群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外围组织的多中心合作治理.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而言,一方面要使“马铃薯”式结构的农民充分组织起来,合作参与治理;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外围组织的支持作用.而在当下村民自治情境下,如何通过政府的外部制度供给,引导、激励农民合作参与治理,是问题的关键.通过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的考察,成功的外部制度供给与实施,解决了农村公共事物受益的普遍性、公平性、参与性以及信任性问题,化解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与冲突,克服了“搭便车”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有力地激发了农民合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规则挑战还是体系建设?——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欧美学界认知与解析

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全球治理的议程和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欧美学界从角色界定、行为认知、政策因应等维度对中国全球治理观展开了深入分析。一方面，欧美学界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挑战者，以选择性的方式从国际社会受益并拓展话语权；另一方面，作为国际格局中的新型角色，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同时中国自身也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并不会对现行国际秩序形成冲击。总体来看，欧美学界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既充斥着负面评价，也蕴含着理性分析，更有服务于欧美对华竞争的价值导向。积极应对欧美学界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是未来中国提升外交影响力、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途径。     

责任意识、资源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

基于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双元解释框架,采用鄂、湘、黔、川四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责任意识与资源禀赋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偏低,呈现出“政治建设参与>文化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的结构特征。其中,较之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回流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更低。责任意识和资源禀赋均对提升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且在青年农民和回流农民群体中更加显著。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利益相关度、自我效能感也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为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强化农民责任意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资源禀赋与自我效能感。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牵引式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与农民主体性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激活。而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核心议题,是以体制机制变革达致还权赋能。为深入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作用机理,研究以利益牵引为视角,以还权赋能为主线,着眼产业发展与农民参与的双向互动,建构了基于“契合度—参与性”的牵引式治理分析框架。以陕西省礼泉县Y村为个案,以产业发展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构建牵引式治理的衔接机制、参与机制、共赢机制和培育机制。而理想型牵引式治理的迁移扩散,需要实现乡土逻辑、利益逻辑和制度逻辑的有效契合,实现产业的嵌入与融合,强化农民的组织和参与,落实多方的合作与共赢。     

村级治理秩序分化的民情基础——基于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经验考察

在当前治理场域中,大规模的公共项目进入到农村社会,引起了村级治理秩序的剧烈变迁。借助项目化运作,村庄政治形成了多元参与、寡头治村和弱主体治理等治理模式,实际对应着协同、争利和无为等秩序形态,其后隐含着差异化的民情基础。通过对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实践考察,将地方民情划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中立型三种基本类型,探究了不同民情类型对村级治理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可能成为农民与乡村干部进行利益博弈的策略工具,导致村级治理陷入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施政伦理困境之中;地方道德世界的舆论导向和社会评价机制决定了返乡精英的生活意义和社会价值,关系着外部资源反哺农村社会的现实进程;离乡精英不断从村庄社会脱嵌出去,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纽带松弛带来政治参与的冷漠化。三者交织错叠,构成了地方民情的时势变化,成为解释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变量。     

东北社会自性与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

东北地区具有的资历性社会、新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单位文化等社会自性对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资历性的社会自性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危机预警系统、信息沟通方面产生了阻碍作用;新二元社会结构中的传统计划体制和市场化体制共同作用于社会突发事件的治理;单位文化的自性对管理体系的整合以及危机意识产生了消极功能。合理利用东北社会自性来进行积极的、高绩效的社会突发事件治理是政府和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     

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新媒体时代,基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网络文化已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生的影响尤其如此。作为使用网络的重要群体,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受益于网络文化的同时,又受到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和访谈结果来看,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学习、人际交往等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积极应对和消解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需要通力合作,以建构安全、和谐、共享的网络文化。     

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收入与职业分化视角的分析

提升村庄治理质量的目标之一是要提高农民生活满足感。本文利用四川、陕西、甘肃和宁夏的农民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模型探讨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并从收入分化和职业分化视角分析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庄治理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进一步从收入分化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中等收入的农民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低收入农民,最小的是高收入农民,从职业分化的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纯农业型农民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非农业型农民,最小的是兼业型农民。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强化村庄治理质量,重视农民收入和职业分化以增进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     

事件营销的作用机制及消费者特征的调节作用研究——以百货商店为对象

以百货商店为研究对象,对百货商店开展的事件营销活动的营销效果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事件营销的作用机制是一个渐次的过程,事件属性(参与性、话题性、趣味性、接近性、创意性)对消费者的态度形成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而良好的事件态度能够有效地提高消费者的企业属性评价、购买和推荐意愿。同时,在消费者事件态度的形成过程中,消费者特征(性别、年龄、消费价值观)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

农村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难题的突破口,在当前的压力型体制下,农村互助养老工程的推进存在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式年度考核与乡村敷衍性应对、供给主体的责任缺失与乡村信任危机。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必须改变压力型体制,构建服务型政府;改变量化考核偏好,提高群众参与性;以农村互助养老为平台,农民养老需求为导向,构建整体性养老保障体系。     

融资结构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力分析

企业融资结构对企业治理结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但融资结构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弊端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信贷融资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股权融资存在重融资而轻治理,企业债券融资严重萎缩而未能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构建合理的国有企业融资结构势在必行。     

社会结构视角下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乡村干部积极作为是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部分乡村干部仍然存在不积极作为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乡村干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受到部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乡村干部的积极作为可能面临多重困境,从而产生不积极作为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面对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活压力所塑造的压力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采取形式主义行政方式;第二,面对由部分乡村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道德因素所塑造的道德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遵循"不出事"的行动逻辑;第三,面对由"强关系"属性所构建的关系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和地方势力"拉关系",以此获得资源支持.基于此,需要创新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多层面提高乡村干部待遇,构建良好乡村道德社会结构,以此改善乡村的社会结构因素,破解乡村干部面临的"结构化"困境,激发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能动性,推动乡村振兴.     

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与“乡政村治”体制转轨

我国乡村治理中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由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并且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山东新泰平安协会和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案例,分析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归纳发现,二者具有职能上的治理性、组织上的群众性和运作上的协同性三个显著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它们既不同于准政府组织,也不同于非政府组织。本文用“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来概括这种社会组织,并且分析认为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嵌入到当前乡村治理体制中,搭建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了自治与行政的合理分工与有效衔接,从而推动了“乡政村治”的体制性转轨。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治理功能研究

现代国家治理实质上是制度治理,以制度体系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制度价值、制度运行、制度效能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人民政协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制度价值层面,人民政协蕴含的民主性、参与性价值与治理现代化价值耦合;在制度运行层面,人民政协的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体现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制度效果层面,人民政协蕴含的凝聚共识、优化决策、民主监督服务于治理现代化.这三者都体现了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的高度契合性.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人工智能的社会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改造和重塑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其他现代技术,基于数字底座的人工智能表现出更强的迭代性、通用性、颠覆性和重塑性等特性,因此对经济社会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根据技术的实践性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人工智能社会安全风险可以概括为源于技术本身的本体性风险、源于技术利用主体的主体性风险,以及在规模化应用中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客体性风险。这种类型划分不仅印证了该技术社会影响的全面性,也揭示了风险生成的内在机理。为了构建负责任、有预见性的技术风险治理体系,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营造人文良善的技术生态、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格局,以整体性的敏捷治理体系实现对技术风险的长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