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民族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东亚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它的出现晚于西方民族主义 ,大致形成于 19世纪后半叶至 2 0世纪初期。其共通点是 :它的产生具有“应激———反应”性特点 ,是反西方列强威逼、侵略的产物 ;它具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悠久的文化资源 ,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人文资源 ;往往与权威政权相结合。东亚民族主义的内容十分宽泛 ,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里 ,有着多种变形 ,表现为多种形态和特点 ,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就是东亚民族主义的几种重要形态     

全球化视域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地缘环境

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东亚的地缘经济，而阻碍因素主要是东亚的地缘政治现实。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相逆的状态制约着东亚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改善了东亚的地缘环境，促使东亚进一步的经济融合和政治对话，同时全球化的制度同质化过程也使东亚必须集体提升“制度能力”以应对全球化的风险。由此，一体化成为东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适应性”选择。     

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东亚的经济合作进程虽然很快,但仍然面临着诸如合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主导国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国的产业结构及分工趋同、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及复杂的战略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影响着合作的顺利进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国也在着力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努力促使东亚经济出现良性互动的一体化合作发展趋势,并为实现东亚纯粹的一体化"东亚共同体"合作机制而共同奋斗.     

东亚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台湾经济的边缘化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台湾地区除在APEC中有一席之位外 ,基本上游离于亚洲内部区域经济合作之外。如果台湾当局继续奉行其“去中国化”的政治取向 ,排斥两岸经济一体化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就存在着“台湾经济边缘化”的危机。借重两岸经济一体化渠道尽快融入东亚区域整合浪潮 ,是台湾经济防范边缘化危机的最佳选择。     

“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建构二题

“安全复合体理论”是以区域安全相互依存为基本前提的“安全共同体”。本文依此理论分析新兴的“东亚安全复合体”安全结构及其变化的多层动力,揭示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从“弱安全机制”到“强安全机制”,最后走上在区域一体化推动下形成的新的“安全共同体”的发展轨迹。     

从非统到非盟——泛非主义发展的必然

泛非主义,由黑人世界的民族主义发展成为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其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着。非统时期,泛非主义主要内容是推动非洲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非统体现泛非主义“非洲统一”内涵;非盟时期,泛非主义主要内容是推动非洲国家走向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一体化,实现非洲大陆的复兴,非盟体现泛非主义“非洲一体化”内涵。由此得出,非盟代替非统,是泛非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实现非洲复兴,非洲首先必须坚持泛非主义,必须实现“一体化”。     

美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美国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美国在东亚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因而对一体化抱有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并不希望在东亚出现另一个"法德核心"似的欧盟。东亚各国在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认识到美国在东亚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重要性,努力将美国融入到一体化进程当中来,使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双方在不断的博弈互动中谋求共赢。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约束条件及主导力量——“10＋1”合作模式可行性研究

在全球各区域经济合作中,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处于制度推进的初级阶段。在东亚合作约束条件序列中,经济整合度和贸易开放约束较小,主导国和主导力量约束次之,政治和文化约束最大。与欧洲和北美区域经济合作不同,东亚文化背景殊异;百年殖民历史伤痛犹新;放弃国家主权疑虑重重,还没有形成能够协调各方利益和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稳定制度机制。在内部和外部条件限制下,东亚经济一体化只能通过三个相互割裂的“东盟10 l”机制“迂回”推进,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合作采取的是自由贸易区方式。     

左右东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因素分析

基于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现状,总结了现有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影响东亚多边安全合作的障碍性因素和推动性因素。目前东亚面临着大国竞争领导权,民族主义、历史遗留问题、主权争议,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误解,经济与安全两个领域的不平衡,东南亚与东北亚两个地区之间较大的异质性,缺乏深度维持安全合作的动力,域外大国干涉等等问题。要推动东亚多边安全合作由清谈转入实干,必须从培养地区认同感和战略互信这一基础做起。     

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日本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必然促使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也必然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围绕中国的东南亚贸易区和东北亚贸易区也一定会促使东亚向着一体化发展方向迈进。同时,东亚的一体化也会发生泛化,东亚各国应共同主导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方向,防止日本一国主导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东亚安全中的美国角色

目前,美国在东亚安全中发挥了一种主导性作用。美国凭借自身超强的综合国力,东亚各国的互不信任而缺乏建立安全机制的条件以及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而掌握了东亚安全的主导权。美国在东亚安全的主导权,其实质就是防范与遏制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强国的崛起和美国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以更好地服务于其全球战略,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的世纪",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贸易保护主义与后TPP时代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东亚战略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是全球范围内右翼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局部表现,虽然美国与东盟以及中日韩贸易依存度有增无减,然而其“退出主义”却引发了美国与东亚各国经济关系甚至安全合作关系的紧张,使得“印太战略”视野下的经贸往来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安全领域的战略收缩会在经贸领域更多地出现“反弹”,双边取代多边只会让美国更多依赖并介入到亚太经济中来。      

民族主义视点与中日关系

在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两国国民情绪受到了直接影响,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狭隘民族主义有所凸现。为此,必须加强民族主义的理性管理,促进中日民间的相互了解,推动民间感情的逐步好转。     

六朝时期“东亚文明圈”民族关系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在东亚史中,六朝时期的"东亚文明圈"是较为复杂的。从外缘性因素(国际朝贡关系、王朝分裂对立等)来看,东亚诸民族国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紧时松,所呈现出的"螺旋式"的关系演进让东亚文明圈越来越紧密而不可分割。在汉魏六朝史籍资料中,以"辽东——乐浪"线的分合为主线,分析东晋南朝、北朝(尤其是北齐)的东亚朝贡国之等级关系,可以看到中国本土自身的南北分裂状态引起了东亚文明圈内诸民族国家关系的复杂化。     

多维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亚太安全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中出现了对亚太安全形势发展的不同解读,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有选择地从某种理论角度去看待亚太安全中存在的影响到和平与稳定的因素。正确解读亚太安全的前景,不仅要求我们认识存在的那些挑战性问题,同时要求我们分析在不同理论视角中有助于破解现实或意象中的不稳定因素,由此考虑如何为一个更加安全的亚太建构有利条件。     

东亚模式与东南亚金融动荡

东南亚金融动荡的主要原因是实施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推行赶超战略、依赖外向型经济和吸收过量外资。这些因素的负面作用造成了东南亚金融动荡     

东亚共同体建设:欧洲一体化经验借鉴与中国战略

东亚复杂的现实决定了东亚共同体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亦存在制约因素。欧洲一体化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在合理的选择目标和发展道路、坚持制度建设与创新、协调区域内外的关系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欧洲一体化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与选择性的借鉴不无裨益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在参与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博弈过程中须在全面审慎权衡的基础上,在倡导东亚合作框架新思维、把握好东亚共同体建设进度、妥善处理中日关系、稳定周边安全形势、消除各国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恐惧等方面准备理性的应对,建立稳健、清晰和长远的战略。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萨义德思想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一直以来,巴勒斯坦民族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处境,建国的目标遥不可及。生长在西方的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在中东政治权力、文化身份被淹没的情境下,挺身而出并投身到巴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萨义德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认识充满矛盾,他在理论上明确反对民族主义,但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强烈真挚的中东情结和民族身份认同感注定了他的民族情感倾向。本文通过考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萨义德思想,挖掘萨义德思想中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呼唤民众起来斗争的内涵,以使更多热爱和平的人理解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