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

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重庆地名对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重庆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前代土著遗存较少,移民地名反而较多;反之战乱影响较少,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故重庆移民地名沿江的地区高于边远山区,老重庆高于涪、万地区.重庆移民省籍主要来源湖广,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相一致.重庆地名还反映了移民后的社会变迁、经济文化整合.     

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

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四川地名对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这一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前代土著遗存较少,移民地名较多,反之战乱影响较少,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故四川移民地名沿江及平原地区高于边远山区;四川移民省籍来源由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与空间距离的因素湖广籍占了约60%,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相一致.     

明初河北地区移民初探

明初洪武永乐时期,河北地区成为移民迁入的重要地区。现在河北南部仍一直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和统计,发现明初河北地区的移民并非全部来自山西,湖广、山东和东北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移民河北的情况,而且占据不小比例。     

论重庆区域移民史的特点

重庆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向内向外的人口流动与迁移.其中,政府的政策性移民占据较大比例.历史上的重庆移民多为举族远徙,使得其宗族观念、同乡情节较强.此外,重庆峡江地区作为历代官员、士人贬黜、流寓的地方,长期以来,形成富有特色的峡江流寓文化.重庆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使外来移民容易与本地土著相融合.     

“湖广填川”大移民运动中的巴渝移民特征

明末清初时期,巴蜀地区人口残存无几。清政府为了稳定西南地区,实施了＂移民实川＂政策,历时百年之久。其＂移民实川＂政策大致经历了招民垦荒和＂川人回川＂、鼓励外省移民入川、限制外省移民入川三个阶段。大量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百姓,在政府的号召下,涌入巴蜀。然而,由于历史背景、移民路线、距离远近、地理形势等原因,巴与蜀...     

从《竹枝词》看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四川话”的形成

清代,经过"湖广填四川"后,盛行三峡及荆楚地区的《竹枝词》随着湖广移民迅速传遍四川各地,其承载了大量的语言文化因子,记载了移民后四川主体语言"四川话"整合的过程,是清代四川区域文化趋同的标志之一.     

清代移民、会馆、重庆都市对巴渝川剧特征的影响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对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川剧亦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因移民原籍地差异、移民数量多寡,形成了川剧的四大流派.移民、会馆、重庆商业都市,对巴渝川剧特征产生了重大影响.巴渝川剧深深烙上了移民文化的印迹.     

明清时期苏北沿海荡地涨圮对盐垦业及税收的影响——以南通、盐城地区为例

荡地是明清时期苏北沿海制盐业与垦殖业的基础。沿海荡地为煎盐提供了燃料,也便于就近取用海水,盐产量与荡地的多寡有直接联系。随着海岸线东迁以及淡水冲刷,原有荡地盐碱含量逐渐降低,垦殖业具备了发展条件。明清时期,荡地淤涨或圮坍对苏北盐业、垦殖业以及税收有很大影响。     

四川井盐业空间布局的历史演变

历史上四川井盐业的生产力空间布局经历了四种历史形态 :一是秦代井盐业发生期 ,主要特征是生产分布范围小 ,产量有限 ;二是汉至唐生产力空间扩散阶段 ,产地范围扩大 ,数量增加 ,但技术落后 ,产量低 ,属于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三是宋至明代的过渡阶段 ,生产的空间扩展结束 ,产量有所增加 ,但技术进步趋势受到封建盐业制度的扼杀 ,使井盐业停滞不前 ;四是清代生产的大规模集中 ,形成大的生产中心 ,从而带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形成盐业专业化城市。造成井盐业生产力空间布局演变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技术的进步 ,区域市场开拓 ,人口的增加以及封建政府盐业政策的变更等     

重庆移民会馆产生和兴盛的原因探析

重庆历史上出现过六次移民,而最有影响力的应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因移民而出现的移民会馆遍布四川及重庆地区.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要数重庆湖广会馆.本文作者将对移民会馆的产生和兴起原因、会馆的特点与职能做一探索;并对具有代表性的重庆湖广会馆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进行挖掘.以期人们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论胡广与明代文学走向台阁体的过渡

胡广作为明朝前期重要的文人和政治人物，具有关键性的过渡地位，这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表现。他在治国理学系统的建立中起着奠基的作用，推动了台阁制度的建立和台阁文风的形成与发展，在从开国文风到馆阁文风的转变过程中，从相对自由的气息到台阁气息增强的过程中，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处于历史的过渡阶段，时代的反差造成际遇、心灵与文风上的反差，使胡广身上呈现出一些特殊性，心中的愧疚和对生死的思考始终难以释怀。鉴于胡广重要的过渡性地位，对胡广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明代文学研究。     

白岩河聚落及其民居文化景观--白岩河乡村人类学研究系列之一

作为乡村人类学研究个案,白岩河聚落形成于湖广移民入川之后,具有隐蔽性和领域感的环境特征,其村落建筑具有南方民居以"院"为基本组合单位的形式特征,又不乏丰富多变的景观特色.所显现的文化的民间形态,应成为独特的资源而进入学术视野.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论明代“理苗”之失——以铜仁府“苗患”不绝为例

明代的铜仁府自置府之日起，一直“苗患不绝”，两百余年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为此疲于奔命，糜费资财无数。究其原因，全在于明廷在理苗上存在着两大失策。从战略上看，明廷一直被动设防、被迫迎战。从战术上看，明廷未能主动收集和积累“苗疆生界”内的苗情资料，沉溺于与“苗疆生界”内苗民拼人力、拼物力的呆板战法。这两大失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有明一代，铜仁及周边的湖广、四川接壤地带战祸连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采取围绕苗疆修筑“边墙”被动退守的下下之策。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 ——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承传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格局主要由传统的文献学手段、晚明以降的评点式研究、思想评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等方法所支撑。20世纪初以来,现代意义上"水浒学"的形成与丰富,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种种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与采用,但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在《水浒传》的成书、本事、版本及作者等方面,传统的文献学手段依然是最主流、最有效的途径;序跋式批评则在现代《水浒》传播中蜕变为"出版说明"、"前言"、"编者的话"等形式,仍旧发挥着"批评"的功能。20世纪初以来的《水浒传》研究多次被卷入政治斗争,其实也与明清时期《水浒传》思想评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