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论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生成——近代国家形态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三种视角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是公共部门的基本属性。"公共性"的基本释义可理解为对"私人性"的超越,同时也表现为公共利益、公共意志的实现程度。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生成与近、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源于传统社会条件下"公共性"的雏形,同时更得益于"以理性代替上帝"这一现代国家成型的意识形态基础、官僚由"私臣"向"公仆"这一现代国家"公共人"的身份转变,以及"行政国家"的规范性特征为其做出基本规定等多因素所共同发挥的作用。     

“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表达

植根于“两权分离”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制度已经难以满足“三权分置”下的农地改革实践,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的缺陷集中体现在:权利属性与权利主体的模糊性;行使主体与行使机制的不健全;权能体系和保障机制欠缺。未来立法应该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与农民集体成员权综合治理体系进行科学的立法表达。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需要：明确特定社区范围内的成员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丰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体系。农民集体成员权是克服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缺陷的重要设计,建构其综合治理体系应该在理论上厘清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民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关系,设计出科学可行的集体成员身份认定标准,丰富农民集体成员权利体系,健全农民集体成员权利行使规则与救济规则。     

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与构造——以日本民法上的入会权为借鉴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构造是牵涉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基本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关键是将集体成员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各种权能对接,这就需要突破罗马法传统的所有权框架,以日耳曼法的总有理论为基础分析和构造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总有的所有权框架中,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的主体,各个集体成员依据其成员资格而非通过他物权的设定享有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收益权,并通过民主的形式行使对集体土地的管理和处分权能。在这方面,日本运用总有理论对其入会权制度的整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治理视阈中的公共性

在治理的视阈中,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都蕴涵着一定的公共性,公共性具有特定的语境和含义.公共性是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合作的基础及联系的纽带.同时,公共性的价值目标在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的治理中得以实现.治理的公共性以公共利益为起点,以公共领域为场域,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治理的特定活动中,公共性产生于公共领域,同时,公共领域为公共性的实现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由此,公共性表现为系统共生、协同共治和持续共享的特质,实现善治.     

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以万源市T村为例

社区公共性能够使社区保持良好的治理状态,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当前农村社区的公共性既面临着乡村社会过疏化、原子化所带来的一般性困境,又面临着反贫困政策所带来的新窘境。在双重困境下,社会参与主体缺位致使公共性生产失去了前提,公共利益及公共空间的缺失也让公共性的生产缺乏动力和载体。在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构需要围绕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空间的塑造等方面来谋篇布局。具体而言,需要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找准组织定位;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构建公共利益;引进社会工作组织参与治理,培育公共精神。     

论中国政党的公共性建构

现代社会中,政党的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行为主体的单向理性,而是要实践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的理性,即政党的公共性。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公共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自身的主体性建设和法治建设,同时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推动人民民主发展,推进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拓展,提升公共责任意识,实现公共目标和公共价值。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内涵与成员确认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制度, 在历史演进和法规范中, 经历了从明确到模糊的变化。明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能够保障集体经济有效运行, 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表现为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土地所有权的规则运行之漏洞、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关系表达逻辑的不周延等问题。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是历史理性和规范理性的回归。一方面, 集体经济组织需要以集体土地作为资产构成以符合法人的成立条件, 并能够通过法人的特别责任规避集体土地资产的流失; 另一方面,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成员权益的主体依托, 才能最终实现成员土地用益、收益分配、权利救济和意思表达等权益。

     

《物权法》中集体土地权利析论——从土地征收视角的检视

土地征收是《物权法》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在我国,土地征收是对集体土地权利的剥夺,但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全民土地所有权地位不平等等问题在《物权法》中并未有效解决,这对土地征收中集体组织及其成员的权利保护不利。为此,要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主体是集体成员共同共有,但又必须结合成员权制度加以生成,以保障团体性权利和个人权利相互为用,保证土地公有性质。土地征收制度设计要建立在国家土地所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平等基础上,坚持市场化原则,建立集体土地产权可流转机制,贯彻契约精神,并完善土地司法审查制度,确保土地征收制度设计的公正诉求。     

农民集体所有权是新农村建设法律保障的制度基础

集体所有权制度是新农村建设中最基础的法律保障制度,它是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是农村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是承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基础,是提高农业和农村组织化的基础。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和完善农民集体所有权,首先要完善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制度建设,将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明确为集体成员,集体成员依民主原则行使集体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以民为主体,民主是其根本原则。完善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权能,要创造条件并在条件成熟时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转让和处分的权能予以完善,要将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等财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享有依据直接系于其集体成员资格,而不再是承包合同,同时赋予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权以及保护的诉权。     

排他性机制的重构和准公共产品受益的均等化————一种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

排他性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一项技术特征,其机制设计决定于准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即其社会性,这就要求排他性机制的设计必须与包容性增长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相适应。对准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机制进行重构,应依据该类产品的公共性、排他性的强弱以及消费过程中的不均等性对个人效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大小,分别设计不同的排他性机制,并从根源上摒弃原有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公共性的真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人为本的解读

公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应有之义。公共性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建立在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基础上的,公共利益形成了公共性的重要前提。公权私用、行政性垄断等公共性的缺失影响以人为本的实现。坚持公共性,加强公共理念建设,以公共服务为方向,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公共性和公权私用等社会问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样以人为本才能实现。     

论集体土地处分行为及其规制的制度供给——《土地管理法》修改的新走向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物权属性已被《物权法》间接认可,是集体土地处分行为之正当性和合法性研究的逻辑起点。集体土地具有的资源稀缺性及其向集体成员和社会适度供给公共产品的功能,使得公权力对集体土地处分行为规制具有正当性依据。现行集体土地处分行为规制的制度供给不足,需要以《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为契机,从监管理念转变、所有权边界界定、国家行为可识别性、处分行为多样化、内部监管以及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论左联的亚政治文化特质

20世纪30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鲜明,左翼文学群体政治化倾向最显著,具有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特质左联因党派性形成强烈的政治对抗而独标一帜,左联成员的民众意识取代强烈的民主参与意识,左联的处境使它显示出更显著的、近乎本能的对外排他性和对内强制性.左联是30年代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性的突出代表.     

从私人性到公共性——论公共权力的属性和归宿

本文试图从权力的两重属性(即私人性和公共性)来梳理权力的内在运行法则.本文认为权力的私人本能性是促使权力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动力,而社会资源的稀缺就会造成资源占有者对缺乏者的支配.这种支配性权力就是控制权.与支配性权力相对的是个人自主性的行动权.正是行动权(包括人的行动和言语)赋予了个人自我展现的能力.按照私人性逻辑生成的公共权力将会对社会道德责任造成严重的压力,所以本文提出应该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用行动权、制度公共性等概念来重新解释和构建公共权力.     

论公司董事权的对内权属性

依照我国现行公司立法,除董事长和执行董事所享有的公司代表权外,公司董事权主要是一种对内权,即基于委任关系而产生的董事权,主要是解决董事在公司内部,其中主要是在董事会这一集体议事机构内的权利行使问题,一般不具有对外效力。     

个体清洁空气权何以可能——兼论环境权利的宪法表达

麦考密克和拉兹都曾经主张清洁空气不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雷奥梅、沃尔德伦和马默却主张清洁空气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首先，我们应该区分公共物品的“享用”和“生成”。其次，我们应该区分个体独立享用的公共物品和集体共同享用的公共物品。享用的非排他性和享用的集体性是两种不同的特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并不妨碍一部分公共物品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对象。个体能否独立享用某种公共物品，才是决定这种公共物品能否成为个体权利客体的关键。由于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具有个体独立享用性，公民个体在理论上可能对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享有权利。我们可以通过权利的利益理论论证个体环境权利的存在。因此，将环境权利写入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难题。     

公共利益的辨识标准:主体标准向客体标准的转变

从利益主体的角度对"利益"进行的划分,只能表明该利益是国家利益、部门利益还是多数人利益等,无法根据主体是谁或主体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是否是公共利益。经济学"公共产品"的分类为从利益载体的角度界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础。纯公共利益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和非竞争性,可以据此对国家、群体利益等主体利益各自组成部分的公益性进行层次化分析,并且发现社会公共利益与多数人利益间的差异。     

公共管理与规范价值

西方公共管理满足于管理 (行政 )技术层面的改革 ,强调“效率”,但对表征公共管理本质属性的“公共性”,即公共管理的价值规范作用却普遍比较忽视。这一倾向 ,在理论上已使公共管理学科本身遭遇“身份危机”和“知识危机”的双重挑战。正缘于此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一门既强调“管理性”也重视“公共性”的新学科——公共管理学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