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

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是一起特大经济贪污案,为乾隆年间大案之一。本文就此案的起因、内容、乾隆的态度以及最后处理结果,作一些论述,以求教于大家。一、从“提引”谈起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实为预行提引案,几任盐政、盐运使勾结两淮盐商营私侵蚀预提纲引余息银两,数额在一千余万两。这年六月,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尤拔世芷任两淮盐政后,“风闻盐商积弊,居奇索贿,未遂”,乃上奏乾隆:“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乾隆三十三年)引目,仍令各商每引交银三两,以备公用,共交貯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     

清代大贪官和珅家产考实

关于清代乾隆朝权臣和珅被籍没的家产究竟有多少,是清史研究者们常谈到的一个颇感兴趣的问题。可是官书对此记载不甚详细,私家著作则既互相传抄,更加之任意夸大,其数目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考实,提出来向大家请教。一、乾隆朝后期贪污成风与和珅的关系清代到了乾隆后期,反映这个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的现象之一,即充斥全国的贪污案件。封疆大吏的贪蚀程度骇人听闻,而且几乎各省皆有。其著名的大案有:山东巡抚国泰案(乾隆四十七年事发);浙江巡抚福崧案(乾隆五十七年事发);江西巡抚郝硕案(乾隆四十九年事发);福建浙江总督伍拉纳和福建巡抚浦霖案(乾隆六十年事发);两广总督富     

清代海门厅建置在哪一年?

清代官书对于江苏海门厅建置年代的记载自相抵牾。如《皇朝通典》卷九十二说:“海门厅,旧海门县,乾隆四十年改为厅”。《清史稿》卷五十八说:“（乾隆）三十三年,割通州之安庆、南安十九沙,崇明之半洋、富民十一沙,及天南沙,置厅。”这两种说法哪个更符合实际呢? 一般来说,最了解一个地区建置沿革历史的,莫过于本地人了。翻阅由海门厅人“博稽案椟”而     

顾千里生卒年考异

苏州“一代校勘名家”①顾千里(名广圻),被日本学者神田熹一郎称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②。世人呼他为“学者导师”③。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为最大”④,故被誉为“校之学……专门大师”⑤。“其校勘之精,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⑥。对于顾千里在校勘学史上的评价,拙作《一代校勘名家——顾千里》已有评论,兹不赘述。关于顾千里的生卒年,历来有争议,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说顾千里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这种说法所见著述如下:赵诒琛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八月先生生。……道光十五年乙未七十岁,二月十九日戊申先生卒(龚定庵以为甲午死误)”。汪宗衍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生……道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先生卒”。张慧剑曰“(1766)丙戌乾隆三十一年,元和顾广圻生”。杨立诚、金步瀛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从普宁寺的修建略述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夏五月,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割据势力以后,冬十月,乾隆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准噶尔、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的上层贵族,并分别按照满族贵族封爵的等级,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头衔。因为他们崇信喇嘛教,所以,乾隆遵循“皇祖(康熙)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以一众志,式循旧章”,在避暑山庄北麓下令仿效西藏雅鲁藏布江畔“三摩耶庙之式”建普宁寺以作纪念(图一)。     

乾隆南巡与扬州

继康熙六次南巡,乾隆自十六年(1751)至四十九年(1784)也先后六次南巡。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日西师,一日南巡。”可见他把南巡与西师看作同等重要的政治活动,所谓“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他同时也认为,在日理万机之余,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     

黄金台和《红楼梦》

乾隆五十年(1785)以前,《红楼梦》尚流传不广;乾隆五十年以后,《红楼梦》始流传开来;而《红楼梦》风靡一时、形成“闲谈不说红楼梦,谈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风尚、真正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红学”的时期,已经到了程甲本刊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程乙本问世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后。在程甲本问世前两年即乾隆五十四年,一位理应在“红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多年来却不大为人注意的重要人物诞生于江南,此人就是黄金台。     

李杜《忆旧书怀》《北征》二诗的比较研究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下称《忆旧书怀》)诗和杜甫《北征》诗,在百卉争春、群芳斗艳的唐诗苑中显得格外超群不凡、惹人注目。清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十五年御定本《唐宋诗醇》评曰:“(《忆旧书怀》)通篇以交情时势互为经纬,汪洋浩瀚,如百川之灌河,如长江之赴海,卓乎大篇,可与《北征》诗并峙。”这是颇有见地的。     

《祭妹文》的写作时间

《祭妹文》是袁枚的散文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古代“祭文”一类的名篇。后人往往把它和有“千年绝调”之誉的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提并论。现在,此文已选进高中语文第六册,就更为广大的青年学生所熟知的了。但是,由于此文的开头,作者就开门见山地说:“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云云,因而人们往往以为该文是作于“乾隆丁亥”(1767年);高中语文的编者在给此文注解时,也有所忽略(可能是编者出于某种考虑而有意这样的),只说袁机(素文)“死时四十岁。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年),     

乾隆时漕粮宽免的原因及其作用

本人已经撰文叙述了乾隆时漕粮的宽免情况,那么,此宽免是何原因引起的呢?在当时有什么作用呢?本文试粗略地谈谈这两个问题。一大家知道,清代社会进入乾隆时期,米价腾贵渐至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光绪《武昌县志》卷二十一《人物·义行》周世荣传载:“(武昌)乾隆八年以后,米谷数腾贵”。杨锡钹《遵旨陈米贵之由疏》中有曰:“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今(按指乾隆十三年)则必须五、六钱,无复三、四钱之价”,杨氏所言应是指其老     

《瓶湖懋斋记盛》系民国以近的托名之作

《废艺斋集稿》中的《瓶湖懋斋记盛》残篇作者冠名敦敏,然学界于此一直存有争议。《瓶湖懋斋记盛》中的很多描写、记述均与敦敏的实际经历及清代基本制度相悖：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敦敏在山海关为母守灵,不可能分身在京居住;敦敏第一次去西山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天两次去西山白家疃实为子虚乌有;史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秋冬之际北京只下过一场“寸余”小雪,并无“雨雪频仍”;腊月二十四日并非常朝之期,官员都已封印放假,所谓董邦达上朝和写对联给假之事实为虚构。故《瓶湖懋斋记盛》既不可能是敦敏作品,也不可能是清人作品,应为民国以近的冒名之作。     

司法权力的限度——以美国最高法院与妇女堕胎权争议为中心

在“罗伊案”(1973)中,以妇女堕胎权系宪法隐私权为由,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全美46个州的反堕胎法,认可了妇女在胎儿存活期之前的自由堕胎权。由此,反对妇女堕胎权的生命权利运动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限制甚至是推翻“罗伊案”的政治游说和司法挑战。在“凯西案”(1992)中,最高法院维持“罗伊案”的基本判决,同时也认可了各州对妇女堕胎权的种种限制。从“罗伊案”到“凯西案”的发展表明,最高法院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司法干预,效果极为有限,而且,司法一旦介入,又因其自身的逻辑使之难以脱身。     

雍乾时期景德镇传办瓷器的计数

雍正朝七年(1729)和十一年(1733)传办瓷器的件数有代表性。乾隆朝自元年至十年(1736-1745)传办瓷器较多.又以圆器为主。中国第一历史挡案馆存有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763-1766)传办瓷器的档案.从中可计出瓷器的件数、烧成率和制价。传办瓷器的制价亦影响民窑瓷器的价格。传办瓷器在制瓷工艺的仿古创新中有其独特作用。     

桐城古文学派小史(续一)

刘大櫆字才甫号海峰桐城东乡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卒高宗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八十一(《清史列传》吴定撰墓志铭均作卒于高宗乾隆四十六年,年八十二,此从《三续疑年录》及《刘氏家谱》)姚鼐《刘海峰先生传》云:海峰生而好学,读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余入京师,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矣,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然自康熙至乾隆数十年,应顺天府试,两登副榜,终不得举.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十五年举经学,皆不录用.朝官相知,提督学政者率邀之幕中阅文.年愈六十乃得黟县教谕.又数年去官归枞阳.不复出.卒年八十二.     

江海关究竟设在哪里

清初,台湾尚未统一,清政府一直推行海禁政策,以隔绝内地人民与外界的联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郑氏败亡后,清政府宣称:“海内一统,环宇宁谧”,遂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谕示“满汉人民视同一体,应令其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并在沿海设置四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负责管理中外贸易、征税、辑私等事务。指定外商可在上述四口互市。但不到八十年,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关闭了三个海关,只准外商在广州一地通过“公行”进行贸易或交谈有关事宜。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渐多,故将旧有之“关”称之为“常关”,新设之“关”称之为“海关”或“新关”,以示区别。     

小议《东华录》

《东华录》诸书系由清人蒋良骐、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等,抄录清代“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官书,所编篆的一部编年体史料群书。记清代十一帝十二朝(年号代朝),即太祖(天命)、太宗(天聪、崇德)、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仁宗(嘉庆)、宣宗(道光)、文宗(咸丰)、德宗(光绪)共二百九十六年之大事。因其史料价值较高,被誉为仅次于清历朝“实录”的第二部巨书。 该书问世后,被书贾争相刊刻。因该书有原纂、改纂、续作、校印之分,卷佚分析合并之变,多朝合订、一朝单印之别,所以形成多种书名和版本.根据所知分列如下: 《东华录》《蒋氏东华录)蒋良骐纂,32卷本,记天命至雍正朝事;     

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资料来源

1739年(乾隆四年)成书的《雅州府志》专设有西藏篇目,以记载清初西藏诸多方面的情况,实为“西藏简志”或“西藏小志”,是西藏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其资料来源主要取自《藏纪概》和有关档册。该资料有助于清代乾隆初期的藏史研究。     

乌台诗案纵横谈(续)

《乌台诗案》一名《乌台诗话》(见《眉山诗案广证》卷 2 ) ,却有悖于“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的“诗话”传统。但换一种眼光来看 ,诗案中有时涉及作诗本事 ,有时供出诗作或某些诗句的用意 ,则“论诗及事”、“及辞”还是时或有之 ,只不过作者多半迫于外力言不由衷罢了。因此 ,《乌台诗案》实在是一种“变形”的诗话。关于诗案供状迫于外力言不由衷 ,前文已有所触及 ,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以见其荒唐可笑。《和李清臣韵》云 :“羞为毛遂囊中颖 ,未许朱云地下游。”前句姑置不论 ,后句用了一个典故 :“朱云 ,汉成帝时乞斩张禹 ,汉成帝欲诛之 …     

清水江两百年争江案判决与乾隆以蛮治蛮新政

乾隆以来,清水江流域二百公里成功开辟与争江案判决蕴含的民族区域自治有关。清水江二百余年争江案,异时异级官府仍照旧章案例之判决,蕴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萌芽。乾隆改明朝苗墙隔离、雍正兵剿为以蛮治蛮新制度,维护了清水江流域长期化、规模化木材商品活动,实现了苗疆与王朝的经济良性互动。苗疆、国家权力耦合拓展了清水江流域的发展空间、维持了社会稳定、推动了多民族融合,进而促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