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哲学的理论贡献

张横渠(载)是宋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崇高卓越的地位。他是第一次从哲学基本问题上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人;他提出了完整的唯气哲学,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提到新的理论水平;他继承发扬《易大传》的辩证思维,对于中国古代辩证法哲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民胞物与”思想为中国近古时代人道主义思想确立了理论基础;他是中国近古(宋元明清)时代唯物主义传统的奠基人。     

张岱年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及其启示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岱年明确提出并探讨了"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认为创造新的中国哲学需要集中解决四个问题:(一)"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二)"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三)"一个新哲学必更有其新创的方法";(四)"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必能悬定伟大的理想".通过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他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指示了方向.这些思考与探讨,不仅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今天中国哲学开展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怀特海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中国社会的启示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奠基人怀特海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他的和谐思想以有机哲学为基础,强调整体视野与多元思维。在他的主要著作中都有关于和谐问题的论述。他对和谐问题的独到见解对于构建和谐中国社会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陈昌曙与中国技术哲学

陈昌曙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中国技术哲学的奠基人和领航人。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技术哲学占据了他的主要位置,他把后半生基本上都献给了中国的技术哲学事业。作为我国最早进入技术哲学这块新领地的学者之一,他对技术哲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初步构建了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并努力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科技哲学界(特别是技术哲学界)的历史地位。     

张岱年之中国哲学特色与发展规律思想概述

张岱年是我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建立了“新唯物论”哲学,实际上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条新途径。他早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地位和价值,揭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是固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以及人生理想的优良传统;在辩证法、本体论等方面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研究方法上,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哲学并注重比较法、逻辑解析等方法;他从经济、政治因素的制约以及哲学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他预测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与自然科学相呼应,走综合创新的道路。     

蚕食替代,还是相得益彰--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关系主张述评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初中国哲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当时流行的“科学已蚕食了哲学”、“科学最终将取代哲学”等观点,张东荪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与回答,他认为,科学是不能代替哲学的,科学与哲学各有特质,二者不但无抗争而且能相得益彰,这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主义思潮涌动之中的另一种声音。重温他的观点,在哲学的自我理解中详细探索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会有益于深化我们对哲学的理解。     

如何复兴中国哲学——方东美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

面对中国哲学自清代以来走入低潮,方东美非常关注中国哲学的复兴。在他看来,几千年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分为"成型期""再创期""再生期"几个主要阶段。而且,从形上学的角度看,足以代表中国哲学基本精神者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大乘佛学和宋明新儒学四大精神传统。基于此,他提出以复兴"人格超升论"来复兴中国哲学的"蓝图"。因哲学由人创造,哲学为人存在,故方东美的"蓝图"对于复兴中国哲学可谓根本之举。     

牟宗三先生新儒家视野下的孔子

孔子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伟大象征。但对于孔子何以成为这种象征,人们的理解往往不一。具有高度民族文化意识之自觉和高远卓荦的哲学器识的一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透过重新深度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在他的特有生命与文化的哲学诠释学视野下,为我们提供了他之对于此一问题的独特理解。在牟先生看来,问题的答案即在于,中国文化有其道之本统,孔子对此本统进行过再建;经由孔子的再建,这一本统才得以全幅开显确立起来。     

试论龚自珍哲学思想的学术价值

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也是近代最初一位诗人、思想家和哲学家。学术界对于他的社会批判与社会改良思想多有评述,而对其哲学思想论之甚少。作者对他哲学思想的渊源进行了剖析,并将他对待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其他思想家进行了比较,认为龚自珍的哲学思想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决定了他应当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观既是时代潮流的先兆,又是传统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概括。他的哲学思想继承的多,创新的少,但近代哲学的某些特点,在他思想中已见端倪。这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     

西方实证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

康德哲学的二重性,对早年王国维转向实证研究提供了内在的契机。当王国维运用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来审视和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时,有利有弊,但将其引入史学研究时,则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治学途径。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论哲学及人文学的分科

1898年到1907年是王国维专攻哲学的时期。其时他认为哲学是出于人的精神的内在需要,具有其内在的价值,并强调哲学是人文教育的根本。针对清政府于1902年、1904年分别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大学人文学分科方案。这一方案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哲学来代替经学的地位,其背后隐含的是以哲学代替宗教的思想。1907年,王国维宣布放弃哲学研究。后人常常根据他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自述,认为他是出于情感和兴趣上的原因而放弃了哲学,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对科学的认同使他无法再相信他原本就喜欢的形而上学。而这也是他转向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的方法可以充分运用于史学,且史学也是接引古典教化传统的一种方式。他写于1911年的《国学丛刊序》实质上就是为可以充分运用科学方法的史学张目。1912年,王国维在日本以烧毁《静庵文集》的激烈行为明志,从此明确走上了以史学接引古典教化传统的道路。     

“五四”功过管窥——以比照王国维与顾颉刚的古史观为视角

评价＂五四＂,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在评价传统。顾颉刚对王国维虽极其崇敬,然未必得其心志,在古史观上要逊色许多。在王国维看来,中国古史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因而对中国之古史应是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进化论与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

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进化论思想的洋为中用上．梁启超、王国维产生了分歧。梁启超奉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用进化论宣传生存竞争的道理,希望借此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学无中西,借鉴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进化论问题上,梁、王二人虽有分歧,但他们的观点均具有现代性。     

论王国维诗歌创作对其诗学思想的依违

王国维中西融合的诗学思想,在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已经形成。他的诗歌创作对其诗学思想存在先"依"后"违"的现象。他前期创作的与其诗学思想相"依"的欧西哲理诗,在晚清诗坛中自成一格,是晚清诗坛的一枝奇葩;他后期创作的与其诗学思想相"违"的传统文人诗则基本上不脱旧伦理、旧诗学的范畴,几无创新意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他对西方哲学信仰的动摇、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古雅"美学观的形成有关。     

忧生忧世——王国维“境界”说核心思想之一

"忧生忧世"思想是王国维用来衡定境界高低深浅的主要标准,与衡定境界是否成立的"真"的思想,同为王国维"境界"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忧生忧世"直接承袭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文艺的精髓,也切合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及其人生体验。"忧生"重于"忧世",比较多地受到了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文艺理论的某种偏离和深化。在这点上,也显示了"境界"说是中西文艺思想合璧的结晶。     

论王国维对悲剧人生的解脱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独特却又异常重要的存在,他异于时人的社会改造,却由个体生命体验走向纯粹学术、纯粹哲学,远离时代硝烟而自成博大精深。王国维独特的学术成就与他的悲剧人生及他对悲剧人生的异常敏感的体验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纯粹学术的追求是王国维企图解脱悲剧人生的结果。叔本华和老庄等人的哲学成为观照其悲剧人生的思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