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五经文献的传播与两汉经学的演变

西汉初年五经文献传播的典型方式为口头文献转录为文本文献,再加上秘藏文献的重见天日,由此孕育出五经博士师说.在博士师法确立后,新文献的发现和传播通过太常博士和民间学者两条路径对经学产生影响.太常博士对新文献的接纳,丰富了现存的师法体系.民间学者或利用新文献创古文家法,或在今、古文献之间择善而从,创立综合性经学;也有人采用拆分、辑佚和伪造手法,创立伪古文家法.魏晋以后,五经新文献不再出现,经学家法-师法互动发展的模式因此而终结,由严守家法和师法的“章句”时代进入择善而从的“注疏”时代.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两汉作家入仕途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入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汉代尤其如此。汉代入仕制度举其大要,有察举、课试学僮与太学生、征辟、任子四端。其中,征辟、试学僮与任子三途与经学关系较为疏离,却为作家入仕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催生作家才情、促动作家创作的有效生态环境。     

史浩《尚书讲义》与宋孝宗朝政治

孝宗退位前夕,史浩完成《尚书讲义》进献孝宗。《尚书讲义》既是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著作,也寄托着史浩在和战、孝道、近习等南宋重大政治主题上的思考。他引入“心”“迹”范畴阐释经文“重华”,改变传统的阐释重心,旨在化解孝宗“改父之政”的政治伦理风险;在阐释经文“亮阴三祀”时,通过反向批评丧期“权制”,凸显孝宗执意行三年丧的意义;又巧妙地嵌入“私恩”话题,使经文“明试以功”的目的,由传统阐释下防止“利口空言者获进”,变为针对孝宗朝近习政治的杜绝私恩侥幸者获进。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尚书讲义》,揭示其中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现实政治关怀,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阐释的特征,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两汉《尚书》学的谶纬化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与谶纬之学关系紧密.西汉时.谶纬思想与<尚书·洪范>"庶征"理论产生互动,直接影响了今文<尚书>学的研究特征.东汉初,随着谶纬的官方化,<书>类纬书成为<尚书>学谶纬化的成熟标志,并因其"内学"之崇高地位,随后即对不善说阴阳灾异的古文<尚书>学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两汉<尚书>学便整体显现出一种谶纬化的倾向,为两汉<尚书>学带来突出的时代特色与学术特征.     

昭昭如日月之代明 离离若星辰之错行——试论《尚书》的叙事艺术

本文以《尧典》、《皋陶谟》、《金》、《顾命》、《费誓》等文章为个案,从文章条理、人物语言、材料组织、氛围渲染几方面具体而微地探讨了《尚书》的叙事技巧。《尚书》充分地发挥了上古语言的表述特点,代表了当时散文艺术的最高成就,对后世文学有多方面影响。     

浅论两汉经学的兴起与衰落

两汉经学的确立、发展、衰微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经学虽被立为官学,但仍逃脱不了由昌盛到衰落的历史规律性。两汉时经学极盛,作为官方哲学的经学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学术思想现象,并对后世的思想文化领域传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子》与古文《尚书》考辨

《墨子》在古文《尚书》考辨中扮演重要角色,考辨者或据《墨子》以辨其伪,或据《墨子》以辨其真。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清人才开始用《墨子》来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辨伪者运用的方法有区别;二,各个时代墨学发展的兴衰不同。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汉代经学中的文体学研究

汉代经学昌盛,汉代经部文献中包含不少相当重要的文体学史料。汉儒在先秦儒家经典的笺注和训诂中,也涉及对早期文体本原含义、体制以及相关的名物制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诗歌性质、作用、表现手法、体裁分类的论述,对礼制与文体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文体语词的语源学探讨。尽管这些还不是自觉的文体学研究,却开启了先秦文体史研究的先河,在内容和方法上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对后代的文体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前汉中期以后,儒家内部的一个斗争就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师与古文经师大都是中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是贵族。他们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今文经师反对盐铁官卖,古文经师也反对盐铁官卖；在世界观方面,今文经学谈灾异,古文经学也谈灾异。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基本上是禄位之争,是对古学官的位置的争夺。如果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有一点差异的话,那就是,今文经学中专讲所谓微言大义,即天人感应的唯心论神秘主义；而古文经学虽然也讲灾异,但比较注重训诂,神秘主义稍微减少一些。     

西汉诏策与帝王的经学师受

西汉诏策多为帝王自拟,且诏策的风格与帝王的行事个性颇相符契.西汉诸位皇帝的从师问学情况,除高祖和文帝,其余皆史有详载.西诏诏策的内容及风格与帝王的经学接受有关.帝王接受的经学观念不同,诏策内容亦随之发生变化.帝王对经学所持的态度不同,诏策风格亦有区别.     

文化认同视阈下金代儒学典籍出版的内在理路

金朝虽然是女真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金代文化尤其是在儒学文化的发展并不逊于辽宋。其根本原因在于金人对中原汉文化的历史认同,尤其是金代社会上下对儒学典籍的推崇。金统治者文化价值的应然取向、治国理政的实然选择和推广儒学教育的必然需求,共同促进了金代儒学典籍的出版与流通。这对于巩固金人对汉文化的认同意识、催生金统治者的中国国家观念及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汉武帝与经学的产生

政治的统一首先需要思想的统一,在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汉武帝登基数年,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这一理论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经学从此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当时的社会性质、武帝的性格构成以及他对意识霸权的利害分析,最终决定他会取于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