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与社会工作

鸦片战争中,西方教会在华获得了传教权,其为传教而在中国创办了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的创办直接促成了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出现,而社会工作教育又间接促进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     

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法国于17-18世纪掀起的"中国热"过程中,以希腊海洋女神命名的法国船舶安菲特利特号(L'Amphitrite,海神号)两次远航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资料匮缺,国内学者对于该船远航中国的动机、过程与结果的研究甚少.安菲特利特号或海神号船肯定是现在所知的第一艘在中国海岸停泊过的法国大船.这当然并不是说法国直到那时为止从未曾在中国采取过重大商业、宗教和文化活动.自从耶稣会的教祖方济各·沙勿略于1522年死于广东上川岛,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60年创建和路易十四于1685年派遣6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赴华(其中有5位于1687年莅华),于1688年创建了法国北京传教区以来,法国便在华开展了大量的文化和宗教活动.安菲特利特号船两航中国,既是法国长期在华活动的结果和形成的一次高潮,又为法国后来在华活动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西方传教士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

本文以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为背景,以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政治、文化、教育活动为主线,着重考察了国民性问题在其传教活动中的突出地位,并对他们采取的“西艺──西知─—西政”和“由上而下”两条各有特色的开民智路线作了探讨。尽管其活动主旨在于传教本身,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仍具有警醒奋起和变化民质的客观效果。     

马礼逊与中国英语教学的初创

来华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完成伦敦会学习汉语、翻译<圣经>、编撰字典等传教布道任务的同时,又从事创办英华书院等教育活动,开始了华人的英语教学.在马礼逊的影响下,西方教会在华建立教会学校,将英语教学引入我国学校教育.由马礼逊引介的华人英语教学以及受马礼逊影响而初创的中国英语教学是新教传教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客观上催化了中国英语教学的开始及发展.     

清末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异同

文章以法国和美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例,选取几个不同角度考察了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异同,认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所导致的不同属性是二者在华活动特点的最深刻导因。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论中国教育与西式教育模式传华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面对中国民众对基督教普遍持冷漠态度,在探索对华传教方法过程中,认知教育活动不失为一条可以介入中国人文化生活的有效途径,并可借此将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传入中国,以此影响一代中国新人,而利于基督教在华传播。基于此目的,他们以西方近代教育理念为标准,就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及管理等方面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并对西方教育模式在华的施行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开创了近代教会教育的历史,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     

马礼逊与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之关系研究

作为公认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始祖,马礼逊对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事业施加了重要影响。马礼逊与基督教界的密切交往及其在纽约、费城的一系列关于海外传教事业的演讲,极大刺激了美国基督教会对海外传教事务的关注和海外传教团体的接踵成立;美国传教士入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马礼逊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之呼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在华事业是对马礼逊所倡导的在华事业的承继与光大。     

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

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伴随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推动了中国近代本土新型报刊的兴起并进而影响中国社会进程。作为在华传教士报刊活动的两支主流,在华基督教报刊和在华天主教报刊呈现阶段性发展态势和特征,前者经历了起步期、停滞期、初步发展期、转型期、快速发展期、持续发展期,后者经历了发端阶段、初步发展、勃兴时期、快速发展、深入发展阶段。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是正确认识其发展轨迹和规律的基础。其历史分期反映了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传教事业和西学东渐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和本土新型报刊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办报动机辨析

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与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密不可分。从内容上看,传教士所办报刊整体上虽然宗教性内容并不多,而是以介绍世界历史地理及西学西政等世俗知识为主,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办报的传教动机,这是他们在中国这一特殊的非基督教国家中采取的一种传教策略。同时,基督教近代在华的传播史,是和帝国主义的侵华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传教士在华的种种活动,实际上对中国的殖民地化起到了催化作用,这也使传教士出版报刊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化侵略”的色彩。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

以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为切入点,追溯耶稣会的历史和特性;以<道德经>的思想为参照,分析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的主旨和意义,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利玛窦之传教策略之所以独特而有效的因素.作者认为推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之适应性传教策略恰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精深睿智的道家思想相契合.     

唐代中国景教与景教本部教会的关系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传教活动,文献称之为景教。唐时,景教在中国境内并非孤立地开展传教活动,中国境内的景教人士与驻巴格达的景教本部教会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与交往。景教自入华始即与本部教会组织有了联系,最初至长安的景教士阿罗本即为本部教会组织派遣而来。之后,本部教会组织继续派遣传教士至华,支援中国境内景教徒的活动,使景教得以在华继续传播。会昌灭法后,中国内地景教处于消沉状态,但景教在西域边疆地区仍有所流传。晚唐时期,在西域高昌地区,景教的活动与本部教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高昌景教教团是景教本部教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教会分支。     

“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

19世纪 30年代 ,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医生来到了广州口岸 ,开始了以医疗活动为手段 ,以传教为目的的“医学传教”历程。传教士的医学活动取得可喜的成果 ,促进了西医学在华传播 ,也促进了广州西医业的兴起。但是 ,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却逐渐开始松驰、淡化 ,两者开始了离异的过程     

冲击与调适：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英国浸礼会在山东传教事业

浸礼会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保护,但教产与教徒均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后,浸礼会在相对稳定的传教环境下,转变传教策略,逐渐扩大传教区域;开办的新式教育日趋得到民众认同,开始走向正规化与高等化,开始将医疗工作作为传教重要手段,专门派遣医学传教士,建设正规化的医院,开展医学教育以培养中国医生与护士,实现从救灵到疗身的转变,医院世俗化趋势加强。浸礼会传教士在华推行普世之爱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却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嘉约翰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多方面的，它通过在中国设立西医院、开办西医学校、翻译西医文献等途径进行。西医学的传入与传教士在华的医学活动分不开。作为美国传教医生的嘉约翰，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工作４０多年，大部分时间花在医务、西医教育和翻译西医文献上。他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印刷所及其印刷品评述

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是瑞典行道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诸多传教组织之一.从1892年抵达喀什噶尔传教到1938年被盛世才驱逐,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进行传教和社会慈善活动近半个世纪.在喀什噶尔建立印刷所,印刷大量宗教宣传册以及卫生、教育和实用技术方面的印刷物,是其重要的社会活动,这些宗教和世俗印刷品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制衡葡萄牙保教权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赶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赛珍珠传记作品与西方在华基督教传教运动

《异乡客》和《战斗的天使》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为在中国传教的父母所写的传记。作者在书中解释了两位传主来华传教的原因和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生活 ;剖析了作者本人的宗教态度以及西方传教运动在华失败的部分原因。虽然这两本传记为她获得 1 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决定性的一票 ,但这两部作品长期没有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 ;作品中所描写和分析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及意义尤其为评论界所忽视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华活动述略

主要研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华二十七年的传教活动,揭示了以南怀仁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工具.并尽心竭力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的活动实质。     

郭士立的医药传教思想与实践

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特有的环境和经历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传教方法。最早倡导以医药活动作为叩门砖在中国展开传教活动设想的是德国人郭士立。他以亲身经历证明以往的传教方法在厉行禁教的中国难以实施,而借助施医赠药活动往往可以一举数得。诸多传教医生卓有成效的活动证明其言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