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积淀——日本文化模式与儒学的影响

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 ,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 ,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重视血缘关系的 ,爱有差等的儒家文化 ;日本人兼有海洋性与内陆性两重性格 ,创造了“模拟”血缘关系的日本文化 ,二者虽然形态不同 ,但又具有相似之处。日本接受儒家文化有其契合点 ,也有大规模吸收、融合与改造的过程。日本文化是独具特质的民族文化     

日本体验与近代中国尚武思潮的发生

近代中国尚武思潮发生的原因、理论主张和理论来源,及其传播途径和具体实践活动的展开,均与近代日本有着很大关系,留日知识分子是这一文化思潮的主要发动者、传播者和实践者.近代中国尚武思潮的出现与近代日本国内的国民性讨论和抨击中国国民性弊端的言论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留日人士萌发"以武强国"、"铁血救亡"的想法,与他们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特殊体验有着内在关联.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从稚拙表现到本土化尝试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是日本人最初尝试汉诗文创作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经过长期吸收、消化中国文学之后,日本人在创作汉诗时为了体现民族文学特色,有时故意在诗文中表现日本语的特点即"和习",这应该看成是汉诗日语化(本土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汉诗内容与形式趋于和谐统一.     

论日本文化中的民族矛盾性

由于日本的岛国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单一性的大和民族,大和民族带有独特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在世界看来往往具有矛盾性,野蛮与文明并存,优越感与危机感同在,无论是国民性格还是民族的文化,无一不显露出其民族的矛盾性。日本人的矛盾性与他们的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历史文化的演变和独特的审美有关。了解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探究他们矛盾性的根源,是真正了解日本的关键。     

论日本的山茶花文化及审美意识

在日本丰富的历史文化中,山茶花文化对于日本人民和社会,已成为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的文化理念,是日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和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作用于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同时也反映了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文化特性,折射着日本国民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以及豁达的生死观等精神层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山茶花文化及审美意识又各有所异。因此,了解日本的山茶花文化,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文化。     

日本人名与汉字文化

人的名字如同一张名片,除了辨别功能之外还揭示了一个人的国籍、出身、性别、家族等信息。本文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近代日本人名的发展史,日本人名汉字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人在取名时,更看重汉字的字义;表示"积极、正面、向上、进取、友爱、真、善、美"等褒义的汉字始终是日本人名用汉字的主流;日本人名的价值取向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变化趋势。     

蒙古族叙事民歌中的汉文化影响研究——"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探讨

蒙古族叙事民歌中反复出现的"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元素,这一母题是蒙古族故土风水信仰与英雄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它源于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地母信仰与汉、藏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源于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英雄神奇诞生母题,是在具有史诗传统的科尔沁地区特殊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新的象征.     

从交际习惯语中的暖昧表达看日本人的心理特质

暧昧性是日本民族交际习惯语中的一大特色.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交际语力求清晰、明白的表达方式而言,日本交际语表现为一种模棱两可的、不明确的说话方式.日本人无论是在族群内还是对族群外的人,在交际语言的表达中体现出以下共同特点:随声附和;一词多义;含蓄主张;委婉拒绝.这是一种在“察文化”指导下的交流方式,强调以心传心、内外有别、他人中心、自我内敛.形成这种独特交流方式的主要原因,既有日本民族内在心理特质的历史遗传,又有中国古代儒家与兵家思想精华的熏陶与影响.在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交往与交流日渐紧密与复杂化的今天,深入研究、了解、把握日本民族交际习惯语中的这一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看日本文化

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文章通过对中日简体字的字形比较,揭示了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既吸收和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文化,又脱离中国文化束缚的、与中国汉字文化相呼应的日本汉字文化的特点和民族心理。     

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情结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巧妙借用了根植于日本人心中的原始自然观--"森林思想",将边缘文化成功地导入其文学作品之中,使"森林"的象征意蕴变得异常丰富.将森林中的神话和传说所包孕的独特宇宙观、生死观再现于文本中,映衬出本民族的灵魂、传统和文化之根,寻觅治疗痼疾难愈的现代文明的良方,为日本人与日本文化迈向"再生"提供契机.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