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自由的融通——康德伦理思想的一个旨意

康德通过划分现象与物自体的界限,把必然和自由划归现象与本体两个不同的世界,确立了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力图由此解决道德自由的根据问题;康德通过把人理解为一种双重性格的存在物,把人的人格作为融通自由与德性的中介,力图由此解决德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关于自由与德性及其关系的思想,校正了其他伦理学流派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新的问题.     

康德物自体的解释与分析

<正> 区分“对康德物自体的解释”与“对康德物自体的分析”,这是研究康德物自体学说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我们把“对康德物自体的解释”规定为用我们通俗的语言复述康德本人对物自体所持的观点,把“对康德物自体的分析”限定为研究者对康德物自体所持的态度。“分析”是“我注六经”的方式,带有研究者的倾向性,而“解释”则应作客观的说明。如果“分析”是我们讲话,则“解释”就是让康德自己讲话。区分这二者,对于一般的哲学体系是“适用”的,而对于康德物自体则更有必要。以往不是把康德物自体说成是“上帝”、“纯粹理性的本质”,就是“实体”、“客观存在”,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把“分析”当作“解释”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以往“对康德物自体的解释”的一个共同出发点,都是一开始就直接断定康德物自体“是什么”,直接断定其有何种性质,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因为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可知,则从未正面讨论过物自体。他说:“我们不是问任何物自身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甚至不是问,按照经验的条件,具体上什么能够出现”     

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它不仅是理论理性的知识论概念 ,更是实践理性的本体性概念 ,二者之间构成了内在张力 ,贯穿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之中。康德哲学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 ,是理性与非理性 (或超理性 )的矛盾统一 ,正是这种张力 ,推动着康德哲学体系的运转 ,而“物自体”是其轴心。康德对“物自体”的设定在于批判先验实在论 ,使人回到现实的经验世界 ,同时启迪人们从经验世界走向理想。而这都必须在实践中达成。康德哲学由此实现了知识与人文价值的结合 ,知识向人文价值的转化和生成 ;从而端正了西方智力思维的运思路径 ,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营造人性的生活世界指明了方向。     

社会科学及制度经济学概论

让我们先回顾理性原则的基本要点。首先,自由意志从超验世界的“物自体”进入经验世界,与必然律相对立,这导致康德所说的“实践”。一方面,意志有欲求;另一方面,自然有法则。这欲求与法则之间便产生了张力,这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按照辩证的看法,这也是一切实践的动力。纯粹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导致“实践理性”。西方理性从“物—我”两分开始,向着“意志”对     

康德的物自体与感性来源——兼议“康德物自体是感性来源”一说

<正> 物自体学说在康德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构成康德哲学体系的基础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康德哲学的入口。雅可比就曾提出,离开康德物自体就不可能进入康德的体系。但是,由于物自体的含义在康德著作中非常晦涩,以致人们对它作出过各种解释,得出过许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有这样一种说法:康德物自体是感性材料的来源,指的是客观物质世界。在我看来,康德确实是主张“感性论”的,理应有一个“感性来源”的问题。但是,康德物自体是感性来源吗?如果物自体是感性来源,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运思路径的超越性

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和“生活世界”这两个核心概念为依托,以对“合理性”的分析为逻辑起点,以“交往理性”为逻辑归宿来展开他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在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性之上.但哈贝马斯却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与重建,走出了另外一条批判性哲学的道路.     

康德二元论哲学与儒家天人合一哲学──中西本体论本质之辨析

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所出现的理性与感性、先验与经验、主体与客体的二者之间的非此即彼的两难对立，以一种更深入的方式体现在康德的哲学里，成为其哲学的鲜明的主题。这就是康德经剥茧抽丝般的分析工作后为我们所还原和昭示出的著名的两个‘物自体”的命题，即《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所谓作方‘先验对象”的“物自体’与作为“先验自我”的“物自体”。前者是感性的来源、基础，是我们从事认识所必须预先地（即“先验地”）设定的认识对象方面的条件；后者是知性的来源、基础，是我们从事认识所必须预先设定的认识主体方面的依据。而“认识…     

康德作为两种现代性理论的源头——从“物自体”看现代性及其初始可能

康德"物自体"范畴的两个维度以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法所喻示的是现代性的初步分裂,《判断力批判》则体现了弥补现代性分裂的初步尝试,提供了第一个包含张力的现代性解决方案。三大批判共同构成了现代性得以支撑的先验的批判性母体,也标志着社会关系进入哲学的视野。这使得康德成为现代性的思想家。审视现代性及其流变,可以确知,康德的"物自体"理论及其审美解决方案成为日后两种现代性理论的源头。     

实践与自由的双重变奏——从康德哲学视域解读马克思

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必须注重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而康德无疑是不可越过的一个环节:首先,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所发扬的现代主体性原则与康德体系中具优先性地位的“实践理性”,被马克思糅合成“主体—实践”概念,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对现代主体性原则的发扬,同时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实践理性”概念,并剥离出主体的实践性维度,从而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其次,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自由思想,康德认为自由存在于本体界,而马克思则把真正的人的自由诉诸社会关系的革命,所以,他们都在本体论的高度思考自由问题.     

物自体与“二律背反”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亦是康德哲学整个系统得以运转的轴心。本文通过分析康德的四组“二律背反”,探究其与物自体的内在必然联系,从而表明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及其设定的必然性。     

自由的黄昏和黎明:比较《道德谱系》和《人类状态》中的自由观

对于尼采和阿伦特,古典自由观表现了人类对生命世界的恐惧,结果导致人同真实世界的敌对和隔绝。他们希望建立一种超越启蒙理性的自由伦理,使我们能够尽情拥抱世界之网,并为其中不能以简单因果论驾驭的行为之链承担责任。尼采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大政治”中权力意志的自我超越,而经历二战劫难的阿伦特则寻求在大众民主社会中实现后形而上学的集体自由。尼采和阿伦特为一种真正“普适”的人观、发展观指出了可能。     

从理性批判到语言实验——狄金森诗歌中的融合性思维景观和“性灵”世界

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营造了主体性思维景观和个体化审美空间。主体性思维融感性与“慧性”于一体,打造感知和体察世界的“融合性思维图景”;审美空间是个体情感和情趣塑造的性灵世界。在其诗歌中,物是物自体而非康德所谓的现象;人是自由的人,在“存在”中不断获得和扩展“智慧”。诗人背离语法惯例,进行语言实验,将处于诗句任意位置的普通事物大写。狄金森以此反抗既定语言秩序,批判等级制理性传统。通过塑造“性灵人格”,诗人探索人类本性和本心,抗击理性人格对存在本性的遮蔽。     

"古典自由主义"之"古"与"新古典自由主义"之"新"--"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研究

自由主义分为“积极自由”主义与“消极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以不可知论为其理论根据 ,坚持实现国家的最小值。这种国家观依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 ,尤其是政治理念的不同 ,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前者以感性直观所支撑的不可知论追究 :“建构什么样的国家个人是自由的” ;后者以理性直观所支撑的不可知论追究 :“自由的个人将形成怎样的国家”。然而 ,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维度来将其进行改造 ,“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才可能是合理和彻底的。     

反科学主义与“世纪末”文学的“时空”意识重构

“世纪末”在时间概念上特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转型期的西方文学此时产生两股审美潮流,分别是“复归自然”的原始主义和“逆反自然”的颓废主义。看似完全相反的两股潮流共同成为工商文明的批判者,两者的批判性很大程度上基于对科学主义时空观的重构。为适应资本增殖,科学主义意在塑造精确、可测、生产性的时空感。原始主义的批判性呈现为时间意识的空间化,颓废主义的批判性呈现为空间意识的时间化。“世纪末”的文学思潮催生了新的“时空”意识,为20世纪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质的世界观与表达方式。     

现代“形式”意识的自觉——以王国维“古雅”说为中心

文学的形式并非单纯指具体的文体,而是指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诗之于古典世界,小说之于现代世界,都是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王国维以“古雅”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形态进行了全新的形式提炼,“古雅”以其日常的普遍性显示了古典世界的总体性特质,“古雅”的叙事形态则为现代世界的赋形活动做好了铺垫。“古雅”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为中国文学真正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可能。     

科学与人文

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 ,其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科学作为西方的人文 ,是自由的学问。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唯人主义” (人道主义 )人文传统 ,由于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 ,有可能从根本上背离“自由”这个古典人文理想 ;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 ,不仅保留了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 ,而且增加了实用的目的 ,以其效用服务于人类。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 ,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事实上 ,近代科学与人文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而互相隔离 ;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弘扬科学精神 ,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 ,亦即自由精神     

希腊化至罗马时期“自由”观念之嬗变--从晚期廊下派到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中“自由”一词所蕴含的两种思想来源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传统与基督教神学传统。奥古斯丁的“自由”接续了柏拉图以及罗马廊下派的自由观：即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追求至善。与此同时,作为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又对古典哲人的自由观进行了改造：人的理性（自由选择）并不能保证人全然成善,唯有对上帝的信靠才能保障人追求善、认识善、践行善。     

论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自然与自由观念的演进逻辑

在西方古典哲学中,自然与自由观念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人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是一种有机整体的自然,而自由作为人的内在的本质的表现,就不是与自然相互抵触的异体,而是与自然相互统一在一起的,从而形成“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由于科学理性和人的主体性的高扬,自然成为任人类支配的“机械论自然”,自然不再是与主体同在的具有生命力的主体,而成为主体理性肢解、控制和认识的对象,从而导致“自然与自由的分裂”。     

“梁式自由主义”观

在日译西学的影响下,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了批判性的思想自由、独立性的人格自由和超越性的理想“真自由”观点.具体言之,就是为了冲决网罗、解放思想而倡导与“心奴”相对的思想(意志)自由,为国家走上复兴之路而争取与“身奴”相对的且与进化论相伴随的如独立、自治等权利自由,而且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以“良知”和“服从”为内容的“完全文明真自由”,这是“梁式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这种与时俱进的自由思想一方面呈现出梁启超现实的与理想的社会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在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汇中转型的主要内容之一.     

财富主体本质的揭示与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财富主体本质”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主要论题。通过梳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马克思认为财富主体本质已经被揭示为劳动。囿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性的实证主义方法,劳动仅仅被指认为价值实体,劳动与价值只是建立外部联系。马克思则进一步追问“劳动为何被表现为价值”,他借助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反思了劳动与价值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说明了现实的运动何以可能,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将灭亡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