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对朱子《大学章句》的辩驳及其思想史意义

活跃于嘉道年间的"经学巨擘""川西夫子"刘沅,以推尊原典,恢复孔子、曾子《大学》本义为取向,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向朱子学的精髓《大学章句》展开系统的辩驳。他从最完整地表征理学价值系统的《大学》之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入手,全盘否定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认为朱子所解妄牵己意,师心蔑古,完全背离圣人本旨;进而撇弃朱子以"格物"为"八条目"之统领,并以"诚意"取而代之。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了《大学》义理向通俗化、可接受性和可实践性的转化,透显出觉民行道的现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借此亦映照出清同治之前巴蜀哲学悉尊宋学、罕受汉学洗礼的学术取向,力证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学术现象,显现了理学区域化进程中的异质和差异,成为探究中晚清巴蜀哲学乃至朱子学学术格局和样态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论朱子《大学章句》"诚意"章的诠释意义

朱子<大学章句>极为重视"诚意",认为它是"自修之首",并耗尽毕生精力为之作解,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一,朱子基于性善论和工夫论立场,对诚意、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内涵作了独特阐发.其二,朱子具有通贯视野,将诚意与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贯穿起来,分别视为诚意之内核、体验、工夫,共同构成"诚意"这一有机整体.进而阐发诚意与致知、正心之知行、先后、主辅、轻重关系,展现了工夫的独立性与连续性.其三,朱子本章之解在不断突破自我的修改历程中进行,朱子长期以来只是将诚意与自欺联系,直至生命最后数年才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通贯诠释.总之,朱子紧紧围绕致知与涵养这一道德工夫对诚意作出的新诠,对"诚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哲学经典的诠释亦提供了有益借鉴.     

《大学》"知止"思想新解

<大学>作为儒家学者的"初学入德之门",一直被视作儒家的重要典籍.它所强调的德行的最终落脚点是"止于至善".要想达到这样的境地和追求,"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知止"是<大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知止"思想体现着<大学>的根本精神.提倡"知止"精神对于人们寻找精神的立脚点,对我国当今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大学》教人之法的常践价值

<大学>的思想主旨是"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注释<大学>中提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的纲领条目为华夏民族成员怎样做人成人设置了可行的三级路径,即一是成人的远级境界;二是成人的个体资质培养;三是成人的社会责任践履.<大学>的思想精神昭示出历史与现时代相统一的指导意义,满载着教人之法的常践价值.     

《大学》“知止”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在《大学》中，“知止”与“三纲”、“七证”、“八目”属于同样重要的范畴，它紧密关联着“三纲”的达至、“七证”的获得，以及“八目”的践行。本文试以“知行合一”为进路，从何谓“知止”、“止”于何处、何以能“止”三个层面，对《大学》的“知止”思想作出解析，并指出其当代意义。     

《雷峰塔》的梨园本与方成培改本

清代<雷峰塔>传奇除了黄图珌本外,还有梨园旧抄本和方成培改编本.黄本作为文人作品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梨园旧抄本在当时影响更大,为了适应民间的审美需要,增加了白娘子生子得第的情节,对白娘子形象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对许宣形象也有一定的改造.歙县戏曲家方成培对梨园本从结构、情节、细节、曲词、宾白等方面进行了加工改造,使之由粗糙变为精致,遂成为影响广泛的梨园本的写定本.     

章句之学不可忽——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章句问题

清儒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时有驳难,其有关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章句之失的说法,诸多证据材料都存在问题。论者关于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分章不当"的批评,并不能举出有力的文献证据,其论证陷入自我循环。而清儒翟灏《论语考异》所列文献貌似甚众,但证据力着实有限,据此很难形成定论说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经文倒误"问题。     

《大学》修身模式的得与失——兼谈公民道德建设的层次性

<大学>是"四书"之一,作为儒学经典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它所设计的一套较为严密的修身方法影响深远,至今仍有可借鉴的价值.采取科学的态度、运用正确的方法对这套修身模式加以研究,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应是十分有益的.     

《一捧雪》秦腔改本的通俗化演变

《一捧雪》秦腔改本是清中期以来戏曲花雅之争中花部诸腔逐渐压倒雅部昆曲背景下的产物。它的故事模式来源于李玉的传奇《一捧雪》,在内容情节基本遵依原本的情况下，为适应舞台演出和迎合观众审美趣味，《一捧雪》秦腔改本在剧本结构、主题思想、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对传奇原本进行了通俗化改编，实现了向戏曲本质的皈依，成为传唱至今的优秀传统剧目。以《一捧雪》秦腔改本为研究对象，对考察清中期以后戏曲雅俗嬗变、戏曲走向以及花部诸腔的戏曲史地位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朱学述论

心学在明代中后叶虽蔚为主潮,但朱学也贯穿明代始终.本文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分别论述了洪武朱学、永乐朱学、宣德成化朱学、正德嘉靖年间与阳明心学相对立的朱学及晚明东林朱学.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份做讨论,牟先生在此章中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应为提出并讨论之,包括: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而牟先生讨论这几项议题的哲学立场则是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都是笔者以为不恰当的朱学诠释意见,牟先生并以之而设定一"横摄静涵"的型态以说朱熹为孔孟之别子,但笔者反对朱熹有牟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型态之理论.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清华简《系年》所见齐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篇中许多关于齐国的记载,为研究齐国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齐长城的设置年代和地域问题,众说纷纭,《系年》明确记载晋敬公十一年(公元前441年)"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解答了学者的疑问。通过《系年》,还可以了解代齐前后田氏的地位和世系问题;梳理春秋战国时期齐与晋的关系发展,战国初年齐与越的关系等问题,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系年》"襄平"一地,见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可以印证"襄平"在齐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致良知”与“格物”关系的体用论新解——论熊十力《大学》释义对阳明心学的补阙

熊十力继承阳明良知观的要义并扬弃阳明后学“耽虚溺寂”的弊端。他建立了本体是大用流行的学说。在此前提下,他区分作为“本体”的良知与作为“自体”的良知,全面阐述“致良知”与“格物致知”的关系,从而批判了只面向外在事物的工具理性,也批判空谈道德而忽视经世致用的倾向。经由吸纳阳明及朱子的学说和赋予《大学》经文的新诠解,熊十力建立了其独特的宇宙本体论的理论体系,这有助于把道德修养工夫与实学研究相结合,为解决困扰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