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摘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在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为国家尽责。     

论公民伦理——兼谈梁启超的“公德”、“私德”问题

公民伦理是人们在公共生活或公共交往中可以相互地提出的那些有效性要求,即诉诸于对于他人的恰当的尊重的态度和出于这种态度的恰当的行为习惯。公民关系的自然基础是由兄弟关系引申的同邦人关系。公民伦理只在同陌生人的关系对人们成为重要的生活关系,人们对陌生人的排斥心理已经基本消除,并且把他(们)当做与自身地位同等的公民而相互对待时才是生活的伦理。梁启超曾试图用“私德”、“公德”概念分析私人生活、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生活的不同准则含义,但由于没有引入对交往的分析,使得这两个概念一个变得过于宽泛,一个变得过于褊狭,都不具有分析的意义。     

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

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便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同时《论私德》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梁启超的“私德”观探析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民族危难当头,写出一部醒世之作《新民说》,其中的"私德观"的论述很精辟。"私德就是独善其身",他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而是高屋建瓴,站在民族主义的高度论述了私德的种种局限,指出其不能成就完善的人格,也没离开五伦的范畴,更是阻厄了公德的建立。     

评汉普希尔的公德私德观

汉普希尔一方面赞成马基雅维利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在道德标准上有所区分 ,即对公德与私德有所区分 ,另一方面却不赞成他把公德与私德截然分割开来 ,即在公共生活中可以完全不顾私人生活的道德标准。汉普希尔的论证是从两种道德思维方式入手的 ,即他所谓的“明显推理”和“隐含推理” ,从而揭示出道德思维和道德冲突的深层结构。汉普希尔关于道德发展的结构与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描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有着某种对称性 ;不过 ,他由此得出道德悲观主义的结论则是欠妥的     

梁启超人格思想及其特点

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封建王朝腐朽没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发出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的呼声,呼唤新民的出现。《新民说》通篇的主旨,都在于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培养具有优良素质、进取精神、健康心态和强健体魄的新民。《新民说》体现了梁启超先生人格思想的主要内容。     

世纪更替与"公德""私德"的近代重构--以梁启超和刘师培为中心

在新旧世纪更替之际,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思想启蒙.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近代理想人格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重私德轻公德之源起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     

《论语》对私德与公德的论述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传统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是强调整体主义的,为什么会最终导致私德的泛滥？这可从儒家的重要典籍《论语》对私德和公德论述中寻找其源流。通过在澄清私德和公德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论语》中私德和公德的内容、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对待孔子思想的正确态度。     

也论梁启超的编辑出版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他认为报刊文章要注重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要求革新报刊的文体以贴近读者、贴近生活,主张出版者要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强调要规范论说记事,提高职业意识.梁启超的编辑出版思想在中国近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关于名辩、逻辑与因明的比较

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主张并非始自今日,但近年来这一主张却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当今秉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既有承继以往学术界类似观点的一面,又有基于对近代以来的比较逻辑研究进行反思之后得出结论的特点。梁启超是对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首次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他第一次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有逻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翻检梁启超的相关研究,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有逻辑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化解当今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对20世纪众多学者关于三大逻辑比较研究之成果所提出的挑战,均具有借鉴价值。同时,这种新的回顾,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如何使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比较呈现新的气象,亦无疑会指出一种路向。     

关于梁启超办报的几个问题之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他执着地投身于近代中国报刊编辑事业,使中国近代的报刊在戊戌维新期间得到很大发展。他办报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救国热情,为了彰显报刊的党性原则,为了培育维新人才。他的编辑思想是围绕着报刊的宗旨,登载有利于其变法主张的内容,对国人进行宣传和教育,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他的报刊实践,在中国近代报刊编辑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的国家主权思想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梁启超的政治生涯正值中国内外时局剧烈变动的时期,其国家主权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戊戌维新前后,可以概括为兴民权以维国权;1899夏秋之际至1903年访问北美大陆之前一度倾心共和,同情革命,接受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1903年从北美归来思想大变,开始服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主张主权在国.梁启超的国家主权思想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梁启超美学

救亡、启蒙是中国现代美学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表征。梁启超美学不是在学院派话语系统中进行着美学言说,但其社会人生思想却同中国美学的近代化进程形成内在的暗合与呼应,代表着中国美学现代性话语的社会化表述。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1920年前后梁启超对文艺复兴的借镜

1920年前后,梁启超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个欧洲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的性质做出区分,在批评后者将西方的现代发展引向歧途的同时,他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实践方向作为中国现代发展以及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镜,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对于文艺复兴的启蒙主义化的理解分歧明显。梁启超将清代视做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这同样与更为强调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的一致性的胡适形成差异。以文艺复兴为参照,梁启超既从清学的发展中确认了依靠自力走向现代的中国自我,也指出其片面强调理性。     

梁启超传记作品书写研究

梁启超的传记创作实践与他的传记创作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甚至是背离。梁启超理论上虽强调传记写作的忠实客观,实际上却将传主塑造成平面化的英雄;理论上虽排斥将史作为宣传工具,实际上却将传记书写作为抒发自己政见的工具,因而大部分传记作品充满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背离现象的出现,主要缘于梁启超史学范畴的传记观,且与他的新史学思想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