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中唐"怪奇"诗风的影响

"怪奇"诗风是唐诗风格中重要的一系,其形成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中唐诗坛表现出的尚"怪奇"倾向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相异,而与此时期崇道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联.中唐道教文化中鬼神观念的凸现不仅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一些诗人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及其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道教"齐物"与"颠倒"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诗人"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道教语言植入诗歌是中唐诗风"怪奇"的又一重要因素.     

化丑为美,意在自由

化现实生活中之丑为艺术之美,是就丑何以能具有审美意义而言。没有纯粹的美,也没有纯粹的丑,二者在现实生活中从来相互渗透。但美是人生积极的、正的方面,丑是其消极的、负的方面,丑是对人生正常类型的歪曲,人性总是倾于高扬美而隐避丑。化丑为美的形式多种多样,"化丑为喜"、"化丑为崇高","化丑为悲"是化丑为美的几种主要形式。各种化丑为美的目的都在达到自由之境。有多少形态的丑,就相应地有多少种化丑为美之后的审美形态,更进而相应地有多少种不同形态的自由之境。     

论韩愈诗歌“以丑为美"审美倾向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兼论中西方艺术“以丑为美”的差异

本文认为韩诗“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源于作者“以丑为美”的审美趣味。文章还从诗歌本身发展的要求、审美时尚的影响、作家思想的复杂性与独特的人生经历、气质和心态等四个方面对这一审美趣味的形成进行了新颖而又富有说服力的分析。最后，文章还论述了韩诗的这一审美倾向对宋诗美学风格的形成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汉魏乐府诗"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的成诗模式

"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是汉魏乐府诗成诗的基本模式.这两种成诗模式不仅影响了乐府诗辞乐关系中以乐为主的特征,而且揭示出乐府诗"缘情而发"、"以悲为美"的情感倾向,并由此形成了乐府诗创作中诗乐相依、即事名篇等创作传统,对后世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诗以俗为美的审美观

中唐诗歌在审美观上有较大变化,与韩愈以丑为美相对的,便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以俗为美。这里的“俗”,不是仅指语言形式的通俗明白,而主要是指在审美观念上世俗化的倾向,从而导致白氏诗作从题材、意境、格调、结构、语言一系列的变化。白居易诗以俗为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沉积。大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从顶峰走向坡谷。所谓“中兴”,无论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或是地主阶级社会心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来说,已不能追摹盛唐。弥漫着人们的     

论韦庄词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以诗为词"是我国古代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我国古代文人词的诗化进程中,诗化倾向表现得最早,而又对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进程影响巨大者,当是晚唐词人韦庄.在我国古代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变革的历史源头上,韦庄无疑是一位最早而又影响较大的重要作家.     

《毛诗序》"后妃说"发微

<毛诗序>将<周南><召南>诸诗视为一个以歌咏"后妃之德"为主题的系统组诗.其"后妃"之义承继了"二南"诸诗原有颂美女性的主题和采诗入乐后的伦理教化之义,并加以创造性改造,构建了一套极具系统化、理想化的诗教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与汉代后妃干政的现实政治和"主文谲谏"的学术转向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试论诗画非一律——兼谈语言艺术的特殊对象或内容

诗与画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它们的形式上,更见之于它们的对象或内容.古今中外的"诗画一律"论或"诗画同源"论,实际上是"扬诗抑画"论或"扬画抑诗"论.要理解和认识诗与画各自相互不可取代的特殊性,应当从它们所运用的特殊媒介入手.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包括诗在内的文学是以无声无色无嗅无味的人之心灵世界为表现对象或内容;而绘画则在于呈示诉诸精神性视觉的美.     

"美不自美":中唐诗美的人化自然特征

以"美不自美"对中唐诗美现象作总体把握,是中唐诗歌现象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美不自美"观,是中唐诗歌诸流派所共同遵守的一个审美原则.这种诗美观,充分体现了人类自我中心的意识,标志着 儒家伦理诗观在中唐诗美学中的胜利."美不自美"最大限度地强化了人的本质力量,最大极限地张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人对自然役使和赋形为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征,其美学效果是抒情者的心理真实代替了山水对象的客观真实,因此,他们诗中的山水自然,大多有被扭曲了的遭遇,呈现出形意失谐、意象失衡的诗美形态,被强加上哲性化的理解而成为意义的象征.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非美"与其审美意蕴

"非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是对人的感性欲望所追求的人为的物象之蔓的排斥和否定.对于这种物象之美的过分追求,既扭曲人性,又损害物性."非美"就是要超越物象,追求"味象以观道"的"至美".在因物欲不断膨胀而导致社会道德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非美"的审美意识.才是人类的终极需求.     

韩愈山水诗的求变倾向

中唐时代，整个社会日渐沉浸于歌舞升平、宴游崇侈的享乐之中，韩愈的山水诗，受到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在个人怀才不遇而又急于用世的心态影响下，日渐背离了以恬淡隐逸、高蹈出世为主流的山水诗的传统，在内容上强调经世致用，在创作手法上追求以丑为美、赋法人诗、色泽浓郁和铺张刻镂，终成为对传统山水诗的一大变革，成为山水诗坛的一朵奇葩。     

中国古代"诗法"的承传

古代"诗法"的承传,在单部诗法著作上,有近于"诗格"之体的承传和近于"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承传;在诗法汇编著作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丛编之体的承传.古代"诗法"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它作为格法类著作的基本特征.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文"辨: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研究

诗歌的形式创造过程("成文")乃是对语言意义表达力量不断提升("尽意")的过程,本文就在"文"之"未形-有形-无形"的纵向发展进程,及相应的在横向上对诗之"意"不断提升中,来揭示"意象"、"声情"、"神韵"等三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未形-有形"是诗之声文、形文的"成文"过程,"未成文"的"直言"所不能表达之"意"(言不尽意),"已成文"的具有审美创造性的"声情"、"意象"形式则可以使其得以充分的表达;"有形-无形"乃是"文"之发展的第二阶段,"文"由"美"而至于"神",声文、形文的形式有限性被超越,诗之"意"得到了第二次提升而臻于"意无穷"的最高境界--这是"神韵"范畴论所揭示的.在诗歌"成文"过程中,汉语能释放出巨大的形式创造力量与意义表达力量,并且这两种力量在高度交融中还不断地超越着自身的有限性--这就是以"文"为元范畴的形式范畴系统,所昭示出的汉语古典诗学形式理论整体上所固有的内在逻辑性,对此加以系统深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诗美四题

能否给人以美感,是诗与非诗的起码的区分准则。为了增强诗的美感效应,并杜绝非诗的批量性生产,理论界就诗歌美学问题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然而,在众多诗美因素中,哪些是最基本的,最需具备的呢?一切优秀之作、特别是那些感召力强的诗作告诉我们,内容上的真诚美、胆识美;形式上的奇思美、虚幻美,当为诗美之精髓。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清代《诗序》研究与《诗序》尊废之争

《诗序》尊废之争是清代《诗序》研究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在《诗序》的作者与时代问题上,清代学者表现出淡化作者而突出时代、忽略"所作"而强调"所传"的倾向。在《诗序》的性质与内容问题上,清代学者围绕"作诗之意"与"编诗之意"两个概念对《诗序》的性质进行了考察,对它到底是不是一部解释经典、体现圣人之意的著作作出了解答;围绕"著其世"与"白其意"两个方面对《诗序》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将之划分为历史阐释与价值阐释两个层面的内容,分别指向对历史之"真"的探寻与对价值之"善"的追求。这就极大程度地肯定了《诗序》的解经价值,对整个清代《诗序》研究的基调与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清代《诗序》研究的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诗序》尊废之争的简单延续,毋宁说是对《诗序》尊废之争的深刻检讨。     

论先秦时期和谐美学思想的逻辑倾向

先秦美学在总体上表现出以"和为美"的理论特征.但在以"和为美"的共同理论特征下,呈现出百家争鸣、各持一说的局面.先秦和谐美学思想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次出现了三种逻辑倾向:一是在对象的外在形式上求和谐;二是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间求和谐;三是在超感性的内容要素上求和谐.先秦美学奠定了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