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征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规避路径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顺利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建立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PSTR),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征,并对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性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合理规避路径。实证结果表明:相关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发生平滑转移;不同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和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高度相似;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以后,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作用消失,产业结构、最终消费率、贸易开放度和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稳定在1.5%、-30%、10%和10%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消极效果大于积极效果;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中国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2020年,我国GDP总量突破人民币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达1.05万美元,连续两年跨上1万美元台阶。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人均GDP过万美元,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综合实力与以往相比有很大不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按世界银行2017年标准,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见,中国已经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河边"。     

中等收入陷阱测度问题探析

为测度中等收入国家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建立中等收入陷阱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对2005—2012年间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将最终评价结果与典型的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并不完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中国并未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指出中国在哪些方面濒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应在今后发展中予以警醒。     

中国未来十年需关注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拉美病和四小虎的困境是这种陷阱现实表现,但是,像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却都超越了这个陷阱。四小虎的悲惨教训与韩日新的成功的经验,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正反经验和教训。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机制发生转变,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逐渐凸显.本文从国际上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验出发,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特征,提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思考与选择.     

非特定禀赋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本文设计相对收入水平指标度量和分析经济体“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非特定禀赋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制造业量比R-manu和服务业量比R-ser攀升至高水平,并构成收入量比主体部分.在二者一阶变动量之间建立回归方程发现,前2年和本年的⊿R-manut-(i=0～2)能以正弹性解释本年⊿R-sert,表明制造业量比变动具先导性.在R-manu和R-ser之间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发现,R-manut对R-sert的影响弹性系数较R-sert影响R-manut的弹性系数大得多,跨越者弹性系数趋向增大,表明制造业量比在交互影响中具主导性.因此,制造业发展和深度工业化是非特定禀赋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国际经验比较提示,未来我国应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并努力发挥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     

对中等收入的界定研究

自2002年11月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举措以来,人们对中等收入的议论较多。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官方也还没有给出权威性的解释。因而对中等收入的含义和界定中等收入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讨论,对于理解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意义和落实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措施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就我们对中等收入的理解、中等收入的界定方法以及我国中等收入的状况等方面的问题谈些看法,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与测度

文章基于非参数高斯核密度、收入空间法等计量模型，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并测算与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分析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在2010—2018年总体呈下降趋势，低、高收入群体总体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中国城镇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2010—2018年总体均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且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下降趋势比城镇的下降趋势更明显；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2010—2018年总体呈波动性下降趋势，尤其是中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的变化趋势最明显。     

高收入国家的衡量标准及其相关概念

随着我国＂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启动,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将是我国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的目标。那么,高收入国家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与经常听到的＂中等收入陷阱＂、＂发达国家＂这一类的概念有什么联系与区别,目前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等,这些将是本文拟讨论的话题。     

扩大银川城市中等收入群体问题初探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构筑“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社会阶层差距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社会各阶层成员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分配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中等收入人口规模统计测度新方法及应用

现有中等收入人口规模的统计测度方法,要么依赖于中等收入界限的划分,要么存在不能完全排序的情况,具有一定局限性.为此,本文考虑了三种不同方案,对M-曲线进行积分,构造出新指数,用于揭示中等收入人口规模变动规律.研究表明:这一新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既无需提供中等收入界限,又能够实现完全排序,可以很好地用于中等收入人口规模的历史评价与地区比较.最后,将新指数应用于中国城镇居民分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2001-2006年,中等收入人口规模大幅度缩小,而在2006-2011年,中等收入人口规模有所增加.     

基于新剑桥增长模型的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探讨

文章基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依据中国1989～2005年的实际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收入分配以及由此决定的储蓄、投资、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与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所描述的有所吻合。并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变动趋势:1978～2010

文章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变动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变动之间呈现出长期的均衡关系,且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越大;若以1992年为界将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则两个阶段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变动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差异,尤其是后一阶段大幅拉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估计———基于EM算法的收入群体划分

本文在利用EM算法求解有限混合分布模型以识别CFPS数据库中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使用生存分析方法估计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两种情境下的估计结果显示,20%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在样本期内表现出了脆弱性,这意味着传统的仅考虑一期家庭收入状态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测算可能高估了真实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此外,家庭面临倒U型退出风险,持续期与退出风险存在显著的区域与城乡间差异:东部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中等收入家庭表现出更强的收入稳固性。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家庭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结构、家庭人口特征、家庭职业特征等因素对家庭退出风险影响显著。     

对2015年浙江经济形势的几个判断

2015年是告别十二五、迎接十三五、全面适应新常态的关键之年,经济增长将延续7%—8%的新中枢水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渐趋稳健。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创新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首选标准,要坚持改革主导、开放带动和稳中求进,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加快向调结构倾斜。     

实证研究的“陷阱”

如今,越来越多研究经济的学者在利用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如经济增长类模型(凯恩斯总供需均衡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斯旺模型、A-K模型、拉姆齐模型以及统称新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金融经济分析模型(期望效用模型、非对称信息的金融博弈模型、风险回避度量模     

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刍议

本文认为正确认识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是目前科学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迫切要求。文中对目前社会各界对“中等发达国家”不同认识观点作了评析,并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对“中等发达国家”作了科学界定。     

“新常态”下黑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运行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黑龙江省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提出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应对措施,对于适应经济新常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统计分析

在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却依然存在。在中国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问题是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大问题，受到发展经济学家和转轨经济学家的重点关注。     

基于脆弱性理论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测度分析——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

现有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研究存在缺乏理论基础、操作相对机械、结果不够精准等不足。为此,本文基于脆弱性理论将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经济收入较高且足够稳定的非脆弱群体,然后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脆弱性估计法和核密度估计法确定中等收入群体脆弱性水平的上下限标准,进而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最后剖析家庭进入和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微观驱动因素并研判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演变趋势。结果发现,第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可以设定为1%和10%的脆弱性水平所对应的家庭人均持久性收入,2014年和2016年对应的比重分别为29.82%和32.71%,而且城乡和地区分布差异较为明显,城镇和东部地区趋于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二,人力资本、职业特征、家庭负担、收入结构是驱动家庭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要达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对应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要求,2016—2035年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持久性收入增长率至少应达到3%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