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质量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基于收入转换矩阵,测算了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和趋势,并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主要是源于中间收入阶层在相邻阶层短距离位置变动,而两端收入阶层则相对封闭,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呈倒"U"型趋势特征;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利于子代收入的改善,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与巩固,持续贫困率和持续富有率较高,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偏低。     

中国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

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 以九省区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子女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了影响子女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子女的相关属性变量后,子女收入受父亲收入影响较大.这说明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小,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农村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中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上的差异.最后,建议政府增加公共医疗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加强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

传统的代际收入弹性法由于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对低收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存在偏误。因此,采用统计特性优良的代际位序相关性方法,利用1989—2015年CHNS数据,对中国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得到的结果在不同偏误条件下更加准确、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代际流动性在1991—2006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在2006年后显著上升,其中底层贫困人群子女收入位序上升更快;不同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进一步对绝对向上流动性的考察发现,代际流动性更大的贫困人群、西部地区人群,其子女尽管有机会摆脱贫困,但收入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给予收入底层居民的上升空间十分有限。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政府应当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     

中国城乡居民多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根据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研究框架,基于CHIP2013和CHIP1995的调查数据,分别使用两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TS2S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城乡子代对父代和祖父代的多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发现:城镇父子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农村父子,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农村居民;在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模型中控制父代收入变量,城乡祖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回归系数都明显下降;城乡居民的父子代际收入弹性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都呈现递减的特征;城镇和农村居民不同收入阶层多代际收入流动现象差异明显。     

代际流动性对社会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CHNS微观调研数据库,实证分析了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及其传递机制,以及收入、教育资源和社会阶层分布的不平等性。研究表明,我国收入差距经历了逐步扩大到趋于平稳的过程,而同期代际流动性则经历了先波动后提高的过程。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地位影响可以解释代际收入弹性的30%左右。教育公平为促进我国社会公平发挥了主要作用,随着机会公平性的不断改善,代际流动性也将不断提高,将进一步减小个体差异性,缩小收入差距,使中国社会走向机会公平、收入公平和社会公平。     

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分析

利用CGSS提供的中国28个省区微观调查数据,应用Atkinson回归模型和转移矩阵两种度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年的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在不同的分类下流动弹性并不大,其中城市的流动高于农村;东、中、西部的流动弹性呈现逐渐递减趋势。利用转移矩阵对流动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总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有一种保持效应,即从最低等级转向高一等级的概率较小,从最高等级转向低一等级的概率也较小,总体的不同等级间的流动性较差。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的高低起着积极的作用。     

样本选择性偏误、TS2SLS估计与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

我国公开使用的微观调查数据库追踪时间较短,从单独一个数据库中整理出的父子配对样本存在因共同居住而产生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尝试从两个数据库获得双样本来估计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比较分析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TS2SLS)的优良性质,并以CHNS数据库作为主样本、CHIP数据库作为辅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TS2SLS估计方法得到父子、母子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值分别为0.4937和0.5134,高于文献中通常采用单样本OLS或者Ⅳ方法的估计值,有效改善了代际弹性系数的估计偏误.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效应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研究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重要视角之一。文章讨论了公共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劳动力迁移因素的作用,以劳动力迁移概率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来考察代际收入的传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还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教育、医疗保险在传递路径中的贡献较大;劳动力迁移行为强化了教育等基本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合理分配落后地区教育资源,放松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加快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分析

本文运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原代码数据,以湖北省为例,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农民工流动的代际差异特征,即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流动动因、受教育程度及行职业结构方面都呈现出了较大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更具有新时期城市产业工人的特征,正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因此,我国应逐步建成完全平等的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及其相关的调节机制和配套制度.     

二元经济结构下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异研究

我国收入差距存在城乡差异,且这个差异有在扩大的趋势,那么,代际收入流动在城乡的状况又是如何的呢?文章应用线性混合模型对其进行研究。选用基于混合Dirichlet过程的非参数贝叶斯估计方法,并利用MCMC算法进行后验推断。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年龄、城乡都是影响个体收入的主要因素,并且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要高于农村地区,即我们的研究中父辈收入对子辈收入的影响在城镇地区要高于在农村地区。     

贫困代际传递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鉴于贫困代际传递存在的事实,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结合有序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贫困代际传递居民幸福感的Likert值低于非贫困居民,贫困代际传递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贫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贫困代际传递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公平、阶层流动机会和社会信任的感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也会通过影响情绪,进一步调节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     

变量误差模型下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一个文献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了社会的机会平等与经济公正程度，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动态视角，主要由代际收入弹性来度量。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主流方法都是建立在变量误差模型基础上的。随着新数据集的使用，研究者对收入动态方程假设进行了修正，从而推动了变量误差模型的发展，反过来变量误差模型的发展促进了代际收入弹性的一致性估计。     

中国收入流动性再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1989-2006)数据,从不同角度测度了中国收入流动性,分析了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按不同收入阶层对收入流动性进行分解,最后考察了个体的教育特征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流动性都先上升后下降,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收入流动性降低加固了现有收入分层,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收入流动性并未改善社会福利;低收入阶层对总体收入流动性贡献最大,但大都在中低收入阶层内部变动;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不易向下流动,城市个体尤为显著。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教育政策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扶持,将有利于促进合理的收入流动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基于LISREL结构方程模型的社会经济地位继承效应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在路径分析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文章在介绍结构方程模型基本原理以及用LISREL方法估计模型参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研究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继承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着较高的代际继承效应,父辈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家庭因素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产生了直接影响,子女教育则是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中介变量.应消除阻碍社会经济地位代际流动的制度障碍,增强社会代际流动性.     

收入流动性的度量:一种新的方法及其应用

本文提出从收入比重变化的视角度量收入流动性的新方法,构建了基于比重绝对差和基尼系数的两种新指数,还提出了收入流动性洛伦茨曲线的概念、意义和绘制方法,以及指数的分解方法和加权调整方法.应用各指数对我国2007-2013年间区域层面的收入均值和收入总额的流动性进行了度量,结果显示,用各种方法度量的流动性都很低,各省间的收人格局已相对固化,流动性和地区贡献有波动但都没有明显的趋势.结果也验证了新指数的适用性和优良性质.     

基于Heckman-HLM模型的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CHARLS项目组2008-2012年在浙江、甘肃两省的调研数据,通过构造Heckman-HLM模型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性收入、社区经济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老年人人口特征、子女特征及子女提供的精神赡养都会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与规模,而且这些影响存在地区、年龄、城乡等方面的差异.     

人口老龄化与代际财政不平等——基于代际账户核算法的模拟分析

本文采用代际账户核算方法,模拟测算了中国“现存代”和“未来代”的净税收负担值,探讨人口老龄化与代际财政不平等的关系。结果显示：如果保持当前财税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变,未来代的净税收负担要明显高于现存代,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代际财政不平等问题,而且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越快,代际财政不平等程度就越高;但是,老龄化与代际财政不平等的关系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折现率的变化,折现率越低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越高,将会缓解老龄化对代际财政不平等的冲击。据此本文认为,应逐步放开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改善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财政失衡状况。     

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代际-性别差异研究

基于对中西部地区15个省份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以社会认同度为研究视角,构建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代际差异、性别差异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整体偏低,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特征对其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代际及性别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认同度与其就近城镇化意愿显著正相关,且第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受到的影响作用更明显。从各项指标来看,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城镇化意愿受职业技能水平、子女教育状况、职业升迁机会、户籍状况、与市民的关系、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居住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均大于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更关注子女教育水平、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居住条件和物价水平。     

国债的支出方向对国债的代际负担影响研究

本文从建设性支出和经常性支出两个方面与代际负担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地分析了我国国债的支出方向，得出在1994年后国债与建设性支出是协整的，Granger目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建设性支出是国债净发行的Granger原因。我国国债是用在了建设性支出方面，并没有产生代际负担和影响代际公平，从而解除了人们的心中疑惑。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 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传递高峰。中等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特征。城镇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水平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在中国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