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反作用.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数据资料,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时空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出各省份2003-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各省份的对比类型.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强有力的互补作用;2012年广东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甘肃省最低,全国各省市耦合协调比为22:9.通过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对比研究得出:北京、天津、上海三省市属于新型城镇化相对滞后型;2003-2012年间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不断拉大.     

中国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及时空特征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分析了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对其差异性表现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尚未实现优质耦合协调,目前绿色金融系统相对滞后;空间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2019年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赶超,率先达到了良好协调水平;差异性分析发现,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高于区域内差异,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制约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环保企业A股市值占比、人均森林面积等,且不同地区各因素的障碍度值存在差异。     

基于ESDA-GWR的三重城镇化协调性空间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基本前提。在界定三重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人口、资本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我国283个地级市三重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分别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三重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及其内、外驱动力。研究发现,我国地级市尺度的三重城镇化协调度整体有所提升,但不同地区差异明显,且存在空间相关;在影响三重城镇化协调度的各类因素中,内部驱动力占主导地位,外部驱动力的影响较弱,人口-资本城镇化和资本-土地城镇化协调是促使三重城镇化协调的中坚力量,而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则导致了三重城镇化的失调。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金融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改进熵值法建立协调评价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我国金融生态系统动态耦合协调程度,并结合灰色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稳步提升发展并对金融生态主体起支撑作用,后者波动较大并相对滞后,整体上,金融生态系统处于磨合时期及比较协调发展状态,发展空间较大,近五年将处于良好协调发展趋势.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统计评价

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实体经济通过资本利润、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管理效率提升为数字金融系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融资产品创新、交易机制、信息供给、数据治理等便利性服务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分别构建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加权法计算了数字金融综合评价指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利用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和分析了二者的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从时间演化上看,2011—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中度失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主导发展类型也经历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滞后型—数字金融主导型—同步型”的发展轨迹。从省际差异上看,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现为东中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较低的发展态势。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收敛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Theil指数分解法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京津冀整体的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北京的耦合协调水平最高,河北的最低但增长速度较快,与天津的差距逐渐缩小;京津冀及南、中、北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大致呈现收敛性特征;各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京津冀耦合协调水平的总体差异明显,且差异来源主要是区域内的差异,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能源与金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评价

运用动力学理论和方法建立了中国能源与金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提出能源与金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与类型,构建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000-2014年能源产业、金融产业的发展水平及能源金融产业共生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能源与金融系统经历了严重失调、勉强协调、中度协调、良好协调四个发展阶段,但协调性总体较低,尚未达到优质协调发展。该结论对更理性地把握中国能源金融的发展态势提供了参考。同时,基于研究结果和"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提出促进中国能源金融合作的若干政策建议。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辽宁省2003—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沈阳、大连两市的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位于辽宁省前例,其余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与沈阳、大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辽宁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整体耦合度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沈阳和大连两市已达到了初级协调耦合水平,鞍山、辽阳、盘锦、营口、锦州等城市的耦合协调性处于濒临失调或轻度失调阶段,其他外围中小城市处于中度和轻度失调状态,耦合协调性在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外围"依次递减的格局。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促进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

文章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在解析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时空差异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黄河流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来源,并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增长后劲不足;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下游、中游、上游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递减趋势;总体Dagum基尼系数在持续缩小,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是黄河流域基尼系数的构成主因;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转移概率存在区位差异,黄河上游的青海和甘肃在下一阶段仍将处于初级协调等级,中游地区达到中级协调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会继续保持在该水平,下游地区的河南和山东则有一定概率出现协调水平回落现象。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分析测度：以中部六省为例

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以中部六省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具有空间集聚与空间联动特征；当前，湖北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处于高水平的良性共振；山西和河南处于低水平的互相制约；安徽、江西和湖南已初步形成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湖南处于乡村振兴领先、数字普惠金融滞后阶段；安徽和江西则处于数字普惠金融领先、乡村振兴滞后阶段。     

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

提高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是新时代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文章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提升作用表现出时间递增效应。相较而言，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城市、非一线城市、中度和低度耦合城市的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作用更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铁通过加快创新要素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提供了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本保障。     

中国城市群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群循环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计算城市群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值;运用Arcgis软件对城市群整体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时空演化分析;从中选出耦合度最高(珠三角城市群)和最低(中原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最高(珠三角城市群)和最低(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群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进行局部时空演化的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索中国城市群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协调发展路径。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中国城市群之间的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中国城市群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差异;中国城市群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发展态势趋向良好,但两极分化严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立法推进、推广示范、企业能源以及因地制宜等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为中国各级政府引导城市群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时空耦合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将资源、环境、经济三大系统量化,基于耦合度与协调度双重评价模型,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三大系统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分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四大区域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度均呈缓慢上升态势,由拮抗型升级为磨合型;协调度共经历快速上升、剧烈振荡和反复不定三个阶段,除东北地区出现明显回落,退化为勉强型协调外,其他地区协调度均有所提升但增速放缓,维持中级良好协调水平;各区域耦合度与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较为显著,其中,河南、山西、安徽、辽宁等为良好互动耦合的典型代表;耦合作用与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具备明显的不对应性.     

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与城市化进程的协调耦合关系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已成为长江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力。因此,在构建科技资源与城市化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评价长江区域科技资源配置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关系。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看,研究期内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耦合关系基本上处于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以低度协调耦合状态为主并逐步过渡到中度协调耦合状态;从空间维度看,长三角各城市的科技资源配置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在极度协调耦合、高度协调耦合、中度协调耦合、低度协调耦合四个阶段均有分布,层级分明且大部分城市尚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状态。     

黄河流域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水平评价

推动黄河流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此，文章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1—2020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四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各城市群均属于科技滞后型；（2）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得到显著提升，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耦合协调度从流域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3）各地级市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少数地区发生跃迁现象，跃迁路径存在差异，且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区域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中国城镇化协调性的测度

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经验数据表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互促关系;而人口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弱,导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间的状态协调度持续下降;经济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的支撑作用也越来越弱,导致土地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间的状态协调度持续下降.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间的状态协调度和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间的状态协调度需要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