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框架,基于静态能源效率和动态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两种方法来测度和衡量工业能源效率,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法实证检验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效应尚不显著,但却通过制约绿色技术创新而对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能源效率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要比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大.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②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BM-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FGLS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了自然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大；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相比低、中水平的人力资本，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会弱化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实体企业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以2008—2019年中国A股市场实体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现阶段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会表现出"套利"而非"反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的金融化选择行为会降低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分别证明了"金融化程度—商业信用—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化程度—经营业绩—全要素生产率"两条作用路径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促进资源更多投入实体经济、净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企业资源配置结构等措施,优化实体企业的金融化选择。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动态演进与趋势预测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束缚,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破解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文章基于2004—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工业数据,采用改进后的RSBM-ML模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测算了京津冀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使用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和趋势预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呈现递增的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异逐渐加大,出现右拖尾的特征,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差异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空间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高水平邻域对于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拉动作用,而低水平邻域会阻碍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利用竞争均衡模型,基于劳动力要素流动视角,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拉大企业间的利益差距,促使劳动力流向高利润企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后以中国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还能够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产生间接作用,能够通过前者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后者促使劳动力从第三产业向第一、二产业回流,前者的影响效应大于后者。此外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还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西-中"递减趋势。     

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计量分析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能科学的反映当前环境资源刚性约束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文章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出2003-2012年间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后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侧重研究了表征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反映技术效率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自主创新对省际GT-F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作用却不显著,甚至于相邻地区的技术引进对省际GTFP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作用.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CO2排放与能源消费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考虑非期望产出CO2增加的约束问题。文章估算出中国1978~2008年存在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是高能耗和高投入,其代价是CO2的高排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意味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CO2作为环境成本的代理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     

绿色投资、行业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工业行业的重污染企业和轻污染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行业盈利能力和竞争水平两个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在轻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在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影响。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水平对轻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盈利能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阶段、正相关阶段均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竞争水平对二者负相关阶段存在逆向调节效应，对二者正相关阶段存在同向调节效应。     

营商环境、互联网政务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采用2016—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DEA-Mamlquist指数测算31个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营商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引入互联网政务作为调节变量，并分区域探讨其差异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相互抑制，并制约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分解路径；引入互联网政务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发现，互联网政务能够起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区域异质性显著，在东中部地区起到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起到抑制作用；法治环境建设能够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农村区域的创新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建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县域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长江经济带上游流域证据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挖掘绿色发展的金融动力具有重要意义。用综合指数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生态问题突出、金融欠发达的长江经济带上游乌江流域40个县域为样本,估计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金融不发达,但是整体水平处于上升态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上游地区高于中下游地区;全样本下,县域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效应,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下游地区县域金融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上游地区县域金融则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8年之后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增大。     

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共同前沿、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探讨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特征，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低。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同极化特征和“俱乐部收敛”趋势。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正向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对于识别不同区域之间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差异，实现服务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省际旅行社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测算

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我国省际旅行社行业2001～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测算、评价,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旅行社运营效率的因素予以识别,结果表明:省际旅行社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整体下滑的趋势,技术退步是其主要原因;国内旅游市场的成长有利于我国旅行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人才资源则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重要的因素.     

中央环保督察与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分析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地区经济活动绩效与环境成本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事件研究法，对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行动前后我国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整体上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短期环境成本效应大于节能减排效应，综合效应为负；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产业结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两头的地区综合效应为负，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中游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效应为正；不同批次接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地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所受影响无显著差异，被督察地区不存在政策模仿效应。     

长江经济带财政效率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模型分别对财政效率和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财政支出资金得到了有效利用,但利用效率呈“U”型发展态势;财政收入效率整体DEA有效,但发展存在波动。（2）该经济带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发展态势,生产有效年份占40%。（3）当以一般预算支出、一般公共服务和财政压力为门槛变量时,财政支出效率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当以一般预算收入为门槛变量时,财政收入效率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当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财政压力为门槛变量时,财政收入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消极作用。     

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门槛效应分析

通过我国27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开放经济环境下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随着其开放度不同,农业FDI对该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不相同,具体来说,出口依存度低于6.404％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负效应,在6.404％和21.715％之间,影响不显著,而高于21.715％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呈现“U”型特征,而对外投资率存在单一门槛,当地区的对外投资率低于0.2955％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效应.     

河南省能源强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研究了影响河南省能源强度的因素,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能够使能源强度下降,并对2006年和2007年河南省能源强度变化做了分解,研究表明河南省节能减排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大,基于此文章提出当前应尽快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建立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高的机制等建议,对于政府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