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潜变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测度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构成、测度及现状等问题,从健康资本、经验资本和技能资本三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潜变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测度模型。通过问卷调查,采用偏最小二乘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健康资本对于技能资本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健康资本通过技能资本对收入产生影响,技能资本和经验资本的差异直接导致其收入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技能资本和经验资本仍然偏低。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应该突破学历教育的局限,转向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技术经验的积累上。     

职业技能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6 704个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数据,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纠正以往模型未能有效解决的样本自我选择偏误问题,测算职业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在充分保证匹配质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日均工资因为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而增加3.157元到3.484元,月工资增幅大约为5.9%。这说明中国实施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职业技能培训对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进行新一轮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设计时,应该更多关注这类群体。     

基于区域合作治理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考量

文章依据调研数据,通过Logit二元选择模型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若干因素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指出区域合作治理能够较好地释解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提出有效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需要转变思路、创新治理方式,构建区域合作治理机制。     

新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半对数模型回归结果,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两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第一,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及收入差距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受人力资本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很小;第二,人力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作用方式不同,体现在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更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     

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哈尔滨市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52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构建拓展的Mincer收入函数,运用SPSS18.0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因素.得出研究结论:人口统计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因素中,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收入的影响不稳定,工作经验以及隐含的技能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显著;职业特征因素中,周工作时间、岗位和行业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统计考察

文章以社会分层作为研究视角,对225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其子女的学习成绩优劣程度对认知度具有最显著影响;进城打工时间和家庭收入对认知度有显著效应;家庭规模和工作职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影响作用。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农民工的家庭式迁移城市是真正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途径,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新生力量正在逐渐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坚力量,其家庭式迁移城市的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政府制定政策以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有序转移的最根本依据.以西安地区为例,通过对西安城六区进行间卷调查,利用1 040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定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发现职业收入、外出务工时间、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迁移城市有重要影响,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制度则影响不明显.     

医疗保险制度、行政效率与农民工消费的相关性研究

当前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谨慎性,削弱了农民工的消费倾向,增加了农民工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未来不确定性的降低可以增加居民当期的消费.利用SPSS19.0软件包对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费用、报销比例、行政效率进行线性模型拟合,结果表明,医疗参保率与农民工消费水平相关性影响不显著,住院和门诊费用及医保缴费率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度较大.     

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需求动机实证研究——基于广东调查数据的神经网络判别

提出农民工需求层次进阶是其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微观心理动机,并将需求动机拓展为生存动机需求、社会角色需求、发展需求与精神价值需求的四层次需求模型。通过广东顺德的企业调查,将相关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将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内生性动因归为四个主因子:生存动机需求因子、社会角色需求因子、发展需求因子与精神价值需求因子。通过神经网络判别发现,不同层次的需求对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的影响重要程度不同,其中社会角色需求对农民工劳资冲突行为选择最为重要,其次为生存动机需求和发展需求,而精神价值需求的重要性最小。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及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务工人员，这些务工人员又分乡镇以内务工和乡镇以外务工，乡镇以外务工人员称之为外出农民工。以下分析范围是指外出新生代农民工。     

调查快报

全国：七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 对10个省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在东部地区务工。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收入不平等、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

本文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①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对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且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级越高,攀比动机越强烈.②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中、低地位等级的家庭的消费.③地位寻求拉动的主要是地位性消费,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主要抑制了非地位性消费.④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与信贷约束有关.     

江苏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差异的个体因素分析

本文立足于从个体角度来探讨造成江苏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借助调查问卷数据,选取相关的变量构建明瑟收入扩展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对拟合模型的分析得出除了控制变量以外,仍存在其他变量对收入产生影响等结论,同时该模型也存在非调查指标的影响力均包含在常数项中,无法进行具体分析等不足.     

中国农民工消费结构特征及市民化趋势分析——基于全国28省1249份有效样本数据检验

摸清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特征对扩大内需、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利用2011年全国28省1 249份有效农民工非实验性问卷调查的数据,用SPSS17.0软件整理出农民工当前消费的基本情况,然后利用ELES法,深度分析农民工消费结构并与市民消费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食物、服装、子女教育以及人情开支消费需求弹性比市民大;教育与娱乐消费份额偏低;医疗消费与住房消费特点与市民相似,消费倾向小,但住房支出的价格弹性大。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民工消费结构,扩大农民工消费需求,促进农民工深度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合可以细分为融入、接纳与和洽三个层次,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测度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表现为单向融入层次。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巨大差距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融合的根本性障碍,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未能得到实证检验。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然不高,但政府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计划在城市融合中表现出了积极作用,将是政府积极干预城市化融合的有力抓手。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测算

Moran's指数是测度空间变量相关程度的重要方法,可以用于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聚类与城乡差距间空间相关程度,即测算单位新生代农民工向城镇转移的概率.文章在转移概率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人口基数可以测算新生代农民工数量,测算结果显示2014年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为11553.27万人.以城镇人口和农民工数量为基础进一步测算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各地分布情况,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布逐步递减,数量最多的省份为广东省,达到1118万人,最少的西藏地区仅为18万人.     

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策略研究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显示。大约有9000万的“80后”和900万的“90后”务工人员来自农村,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务工主力。他们展现出不同于上代农民工的特点,这要求企业重新审视并因势利导。做好激励管理。     

代次视角下农民工组织参与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安市1215名农民工的调查

利用2012年“西安市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卡方检验和二分Logistic回归,在代次视角下分析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的特征和组织参与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具有稳定的制度性偏好,但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参与的风险增加;组织化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随着代次更替,作用方向不变,但程度减弱;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增加,具有同时促进制度化和抑制非制度化参与倾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