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混频数据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时变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混频VAR模型分析了中国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之间的时变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之间收益率与波动率的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时变特征,溢出效应在金融危机期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后呈现下降态势,且易受到极端事件的影响;在大部分考察时期内存在股票市场向实体经济的波动率溢出效应,而债券市场相对于实体经济则从考察初期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净输入方转化为中后期的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净输出方。进一步分析收益率与波动率总溢出指数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极端事件、宏观经济代理变量和期限利差对于溢出效应具有正向影响,泰德利差对波动率总溢出指数具有负向影响,而投资者情绪指数对收益率总溢出指数具有负向影响。     

石油价格波动、人民币汇率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机制分析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首先从理论机制上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前石油价格、人民币汇率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再通过建立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石油价格上涨会推动我国的通货膨胀上升;美元贬值会使得石油价格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石油价格与工业经济三者保持长期稳定关系。     

基于ARCH类模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比较

文章基于ARCH类模型,利用对2005年7月20日至2011年5月31日的人民币高频日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港币与英镑汇率的波动率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兑美元、港币的波动性较其它货币小一个数量级;各汇率序列具有明显的尖峰厚尾与波动率聚集特征;除港币外,人民币汇率波动主要由过去波动引起,并且冲击的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外部效应较弱;日元与其它货币的杠杆效应不同,好消息比坏消息冲击效应更大;风险溢价效应只在人民币兑美元与港币的汇率中显著。这些特征表明人民币汇率应更加市场化。     

基于混频数据的日度经济不确定性测度及其应用

经济不确定性主要反映经济系统的不可预测程度，可以通过经济指标的实际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偏差进行测度。为及时测度我国的经济不确定性，本文提出一种同比形式的日度混频动态因子模型，将金融市场的日度数据和传统的宏观低频数据信息相结合，构建我国日度经济意外指数和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用于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非预期成分和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地，本文基于日度数据分别讨论经济意外指数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意外指数的正向变化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将加剧股市波动。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非对称机制研究

通过运用双门限值的SETAR模型来分析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调整机制。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波动程度与调整速度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时具有非对称特征,且波动幅度处于两个门限值之间时,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发散特征;此外,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在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持续小幅升值是一种均衡状态。     

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实证研究

本文建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GARCH模型,对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7月21日至今,人民币汇率波动不服从正态分布;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收益序列具有左厚尾的特征,人民币汇率波动具有集群性;人民币汇率波动具有较强的记忆性,且前期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本期的影响呈衰减趋势。     

基于随机波动模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分析

自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以来,汇率波动日趋复杂,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更加重要.鉴于此,文章运用随机波动(SV)模型对汇改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杠杆效应对我国外汇市场的影响较小,而人民币汇率收益率与市场风险密切相关.     

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实证研究

本文建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模型，对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7月21日至今，人民币汇率收益序列不服从正态分布；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收益序列具有左厚尾的特征，人民币汇率波动具有集群性；人民币汇率波动具有较强的记忆性，且前期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本期的影响呈衰减趋势。     

人民币与国外主要货币的尾部相依和联动

文章选择1994年1月到2014年11月的人民币、美元、英镑、日元、欧元和港币等六种货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月度数据,首先采用AR-GARCH-t过程对收益率进行过滤,然后运用规则藤Copula函数对标准化残差序列进行建模,探讨人民币“第一次汇改”前后六种汇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汇率之间的尾部相依和联动现象。研究发现：“第一次汇改”前后,人民币与其它五种货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相依结构发生了变化,且联动中的主导货币也由美元变为以人民币,但仍可用同一类型的规则藤Copula结构来描述;人民币与其它货币之间都存在对称的或非对称的尾部相依,其中人民币与日元之间存在对称的负尾部相依,而与欧元之间则存在负的上尾部相依。“第一次汇改”后,人民币与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之间正的尾部相依程度有所增加,且相依性最大,而港币与美元之间正的尾部相依性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此外,人民币与日元之间负的尾部相依关系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经济预警指数、国房景气指数与CPI指数波动溢出实证分析——基于三元VAR-GARCH-BEKK模型

建立三元VAR-GARCH-BEKK模型对中国经济预警指数、国房景气指数和CPI指数间的ARCH型和GARCH型波动溢出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预警指数和国房景气指数当期波动均受到了自身滞后残差平方与滞后波动的显著影响,但CPI指数波动不存在ARCH和GARCH效应。CPI指数对经济预警指数和国房景气指数有显著的波动溢出作用,经济预警指数对国房景气指数存在波动溢出作用。因此,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避免分割控制模式,积极建立动态制度框架和信息沟通机制以抵御风险。     

中国行业指数收益率与人民币汇率动态联系实证分析

本文在控制了Fama-French三因素以及流动性风险因素基础上。通过人民币汇率与股价的Threshold-GARCH效应检验及基于广义残差GED模型的建立，从行业的角度实证分析中国股市与汇率波动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部分行业存在汇市到股市的价格溢出效应，但价格溢出效应不能反映行业进、出口依存度等特征；同时还检验到行业股指收益存在显著ARCH与GARCH效应，并且具有很强的波动持久性；而且部分行业门限系数显著异于0，表明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     

人民币汇率非线性相关结构的实证分析

文章对已有的方法综合改进,采用R/S分析以及基于BDS统计量和最大Lyapunov指数的替代数据方法,较为系统地探讨人民币兑4种主要货币汇率序列非线性相关结构的存在性和基本类型。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存在确定性的非线性相关结构,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币汇率的非线性程度要强于人民币兑其他货币汇率的非线性程度。研究为准确地进行人民币汇率预测模型的选择打下基础,进一步也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马尔可夫链模型在人民币汇率预测中的应用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自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始终处于频繁的波动状态,并于2006年5月15日首次突破“1:     

货币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货币稳定指数MSI,利用1993年1季度-2010年1季度数据和VAR、SSPACE、GRACH等检验方法实证得出:货币稳定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资产规模扩张情况下的币值稳定;MSI与货币政策目标—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双向显著均值溢出效应,与当前的币值稳定指标—通货膨胀率存在单向显著均值溢出效应;货币稳定指数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变量—短期利率、货币供给量增长率(m0、m1)与MSI之间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因此,更为精确地计算MSI各指标权重、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与股指关系的实证

在后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文章以2009年1月5日至2011年12月12日期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和上证综指的716个日交易数据为样本,通过ADF单位根检验、Enger—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对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股市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结合近年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及股市大幅下跌的情况做出现实解释。     

人民币汇率指数编制及其与宏观经济变量的联动分析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汇率指数编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币汇率指数编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设计了一套能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我国在不同市场特征下进出口竞争力状况的包含人民币发达市场汇率指数、人民币新兴市场汇率指数和人民币全市场汇率指数的指数体系编制方案。具体编制时,本文首次引入“第三方市场效应”,以全面反映我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并首次使用“除数修正法”,对指数因成分货币或权重调整引起的非汇率价格因素变动进行修正,以保证指数的连续性。最后,用交叉谱分析实证发现,相对于国内外其他人民币汇率指数,本文编制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更强的一致性和不同情形的领先响应关系,联动更为紧密。     

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中美、中日双边贸易的比较分析

以中美、中日1994—2007年的双边贸易数据为基础,建立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贬值通过扩大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和出口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符合巴拉萨效应;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ELG假说成立,而GLE假说不成立;中美贸易的参数检验效果明显优于中日贸易。为此,应采取稳定出口,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竞争力;合理控制人民币波动幅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政策措施。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对四川出口的影响与对策

从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的中间价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前者是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后者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即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制度回归1994年开始的、但从1997年起被打断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另一方面,中国放弃了实行了近8年的盯住美元的盯住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涨跌,而是参考我国自定的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化进行调整。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和人民币汇率形…     

人民币外升内贬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研究

在人民币外升内贬的背景下,文章通过研究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试图寻找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理论依据,以及长期积累的非货币性因素对汇率升值产生的客观压力.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必须综合考虑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制度安排问题,前瞻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必须服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远期目标和整体利益.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安排方面出现决策错误,那么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     

汇率波动非对称效应的计量检验-基于非对称ARCH类模型

本文利用非对称ARCH类模型对1994年1月1日至2007年8月24日的人民币／美元的日汇率序列的波动特性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此期间汇率序列的波动存在显著的条件异方差性和波动过程的非对称性，利空消息引起的汇率波动大于利好消息引起的汇率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