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

文章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在解析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时空差异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黄河流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来源,并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增长后劲不足;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下游、中游、上游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递减趋势;总体Dagum基尼系数在持续缩小,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是黄河流域基尼系数的构成主因;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转移概率存在区位差异,黄河上游的青海和甘肃在下一阶段仍将处于初级协调等级,中游地区达到中级协调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会继续保持在该水平,下游地区的河南和山东则有一定概率出现协调水平回落现象。     

基于耦合视角的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研究

为探究城镇化与金融发展间耦合协调关系,构建相应评价指标体系,以江西省为例,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评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江西省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及金融发展各子系统均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度有所提升,但协调性水平还不够高;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协调度变化情况主要取决于金融发展状况;城镇化与金融效率的协调度提升成效显著.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的时空耦合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ArcGIS-GeoDa平台,利用2008-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人口、空间和产业城镇化角度刻画新型城镇化发展,实证检验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的空间自相关性及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偏低,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不高,但是各市(县)两极分化较明显.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及时空分异

文章从“内在逻辑”和“外部动力”两个维度构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模型,利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的面板数据,分析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两大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二者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动态演变特征及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两大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在时间上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梯级分化分布格局;从时空演变来看,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且初步实现了高级耦合协调,在空间上呈现“东升西降、南高北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类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三产业劳动力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两大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最大。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辽宁省2003—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沈阳、大连两市的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位于辽宁省前例,其余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与沈阳、大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辽宁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整体耦合度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沈阳和大连两市已达到了初级协调耦合水平,鞍山、辽阳、盘锦、营口、锦州等城市的耦合协调性处于濒临失调或轻度失调阶段,其他外围中小城市处于中度和轻度失调状态,耦合协调性在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外围"依次递减的格局。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促进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TSCS方法，对2012—2021年我国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考察期内，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相对平稳，处于拮抗阶段；在时序变化上，东中部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从严重失调到轻度协调的转变，西部地区经历了从极度失调到勉强协调的转变，空间分布上，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都有明显提升，大部分省份属于初级协调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     

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经济发展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把握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7—2019年的相关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状况与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呈现增长态势，沿海协调度等级高于内陆。空间关联格局中，“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要提高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应充分挖掘协调发展的实质，加强跨区合作，提升整体协调发展程度。     

中国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运用TOPSIS方法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四个角度测算中国整体和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并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中国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发达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高;3.不同驱动要素对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差异明显,具体排序为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的表现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表现较为突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区域经济、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文章基于系统耦合理论,对我国31个省市2007—2016年区域经济、城镇化与社会治理三个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三大子系统的综合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省际差异明显,但在逐步缩小;就相对发展状态而言,三者并未实现同步发展,绝大多数省份都处于城镇化超前状态。进一步发现,区域经济-城镇化-社会治理耦合协调水平总体不高,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阶段,总体呈“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阶梯状分布。     

长三角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耦合协调性研究

文章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对2003-2011年长三角地区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进行评价,并对两者的耦合协调性与相对发展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16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区域分异仍较为突出;较经济发展而言,人口素质相对滞后,且地区间差异逐步扩大.期间,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耦合协调度整体有所提升,但提升程度有限且呈现出局部极化、分异突出的现象;协调发展较好的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区其经济水平与人口素质表现为同步发展,而人口素质相对滞后的嘉兴、南通、宁波等地区,其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拖累.     

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对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特征事实、区域差异与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全国省际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各省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现象，且大多数省份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处于高水平集聚状态，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得到缓解。     

中国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及时空特征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分析了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对其差异性表现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尚未实现优质耦合协调,目前绿色金融系统相对滞后;空间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2019年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赶超,率先达到了良好协调水平;差异性分析发现,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高于区域内差异,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制约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环保企业A股市值占比、人均森林面积等,且不同地区各因素的障碍度值存在差异。     

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测度模型与实证

文章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函数构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测度模型,并基于我国1991～2007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除1991年之外,其他年份均处于协调水平线上,总体上协调水平较高,但2006年后具有下降趋势;同时证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性除1991～1993年之外,其余年份均处于协调水平线上,但2003年后每年逐步下降.这对于我国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耦合分析——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

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探究城市群内部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演变规律。选取2007年、2014年、2021年3个时间节点,运用前沿距离法、三阶段DEA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创新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城市间差距在缩小,时空分布上表现为从片状布局向带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各城市多层次分化与省际边界差异的特点,在时空分布上呈现从“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异向带状、片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创新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区域协调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呈现空间均衡发展趋势。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各省市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借助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各省市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与空间格局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并进一步挖掘耦合协调背后的滞后因子.研究发现:①时序特征方面,受金融危机、经济下行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支出水平是影响社会保障的主要因素;②空间格局方面,经济发展市际变动明显,大致呈现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特征.社会保障首位特征明显,总体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③市际耦合方面,上海属于优质协调类型;江苏、浙江属于中级协调类型;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贵州省属于初级协调类型,而云南属于轻度失调类型;④滞后因子方面,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属于经济发展滞后型,而江苏、浙江、湖北和湖南则属于社会保障滞后型.     

黄河流域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水平评价

推动黄河流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此，文章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1—2020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四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各城市群均属于科技滞后型；（2）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得到显著提升，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耦合协调度从流域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3）各地级市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少数地区发生跃迁现象，跃迁路径存在差异，且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区域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