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政府税收激励主导下的创新成功扩散——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调查

自主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是推动自主创新所支付的代价之一,那么,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税式支出规模究竟有多大、效果如何就是衡量政府推动自主创新的公共政策之实际效率所必不可少的评判标准。关于税收优惠促进企业R&D的效果,程华借鉴国外的实证分析指出,短期来看税收优惠的价格弹性小于1,长期弹性接近1,肯定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程华,2006);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在专题研究中也证实税收优惠政策对浙江省企业研发支出有激励作用,但2003年税收科技减免的幅度偏小(浙江省科协,20…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一般认为,研发投入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关。文章基于广东省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全样本还是民营上市企业样本,R&D投入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的三重门槛效应,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门槛区间内存在方向、系数值上的明显差异。同时,企业规模、企业营运能力以及资本结构等控制变量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股权集中度在全样本回归中不具有显著性。因此,政府整体上仍应鼓励企业加强R&D投入,具体方式包括直接补贴和间接税收优惠,对R&D投入位于低水平的民营企业而言,应侧重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的角度给予支持。     

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财税〔2014〕75号、〔2015〕106号文件推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 实验”来识别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专利申请、终止、引用信息和财务报表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发现:数量维度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质量维度上,高创新含量的发明申请增长幅度大于“短平快”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企业专利结构改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还显著减少了授权专利的未到期终止数量、提高了发明申请的平均被引次数。拓展检验显示,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处理组企业的盈利绩效与资本市场价值,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重)与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加速折旧的潜在收益较大)的激励更大。研究结论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价值网络位置、内部资源配置与企业绩效

文章以价值网络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以26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及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将内部资源配置于广告与研发两类活动,探讨处于不同价值网络位置的企业如何通过广告和研发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和广告投入均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均会对市场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广告投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负向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网络中心位置与广告投入、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广告投入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雇佣——来自薪酬抵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如何“稳就业”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8 年推行的薪酬抵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捕捉企业税负的外生变化,并以2000-2018 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税收激励与企业雇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薪酬抵税政策带来了额外的税收优惠,进而促进了企业的雇佣需求,在有效排除共同趋势、预期效应、政策叠加效应以及反向因果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中发现,薪酬抵税政策对企业雇佣的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较弱、劳动密集度较高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这意味着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越敏感,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就越好;薪酬抵税政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税收影响企业行为的微观机理,对于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扩大就业具有重要启示。     

供应链间关系质量对知识吸收能力和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供应键构建企业间关系质量对知识吸收能力和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区分潜在吸收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探讨企业与供应商间的关系质量和企业与客户间的关系质量对知识吸收能力和合作创新绩效影响的差异。得出结论:关系质量对潜在吸收能力具有积极影响,企业与供应商间关系质量仅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企业与客户间关系质量对创新绩效和合作绩效均具有积极影响。     

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分析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并探索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采用137家上市高技术企业最新数据,利用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也显著影响企业价值,即研发投入在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由此,企业应重视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增大研发力度以提升绩效水平.     

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差距对国企发展影响的实证

文章基于国有上市企业改制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得分的差分内差分方法(PSM-DID),分析了国企改制过程中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差距对企业和员工层面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就平均处理效应而言,国有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得到的改革红利最大,但承担的成本也较高;就企业和员工绩效而言,改制后的内部薪酬差距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改善,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员工绩效带来负面效应,二者均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发挥,能够显著改善国企改制效果.     

产业政策与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专利及财务数据,分析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用贷款、行业准入制度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对数字经济行业专利申请和专利发明的影响显著,税收优惠、信用贷款对数字 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不明显。对数字经济行业细分类别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依然是影响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较为显著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政府补贴对电信传媒和软件信息行业专利申请和发明的影响更为显著,行业准入制度对软件信息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政府补贴和信用贷款均能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行业准入制度和税收优惠均能通过提高企业利润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本文为政府制定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 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吸收能力、专用机制与研发边界开放度

内容提要：在开放创新背景下,吸收能力、专用机制对企业研发边界开放度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运用资源基础、产权以及期权与交易成本理论构建了一个关于吸收能力、专用机制和相关控制变量对研发边界开放度决策影响的综合解释框架,提出了四个理论假设;根据现有文献样本,运用元分析方法,对假设进行了检验;最后,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     

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评价

文章基于2007-2012年沪深两市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并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法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全面控制前期文献提及的诸多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后,实证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文章实证结果显示,在系统控制企业规模、资产结构、资产周转率、最终控制人属性、两职合一、资产负债比率、流动性比率、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股权制衡度、时间效应、行业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影响后,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影响.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数字创新与产业政策选择：基于政策工具组合视角

文章选取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数字经济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政策工具组合视角来考察促进数字创新的产业政策实践问题。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对数字创新存在显著影响，其均能促进数字创新，但两者的组合实施与预期的目标政策结果存在差异，政策工具的组合实施导致了挤出和替代效应。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存在寻租行为，证实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将获得的补贴全部用于创新研发。进一步地，考察了政策工具组合对数字创新存在的行业、空间、规模异质性影响。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统计检验

在高质量发展与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文章以2008—2018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效果和机制角度统计检验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并非完全成为企业负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价值,作用机制表现在效率工资效应、现金流抑制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三个方面,即通过提高员工工资、减少新增投资、增加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正向作用于企业价值,并且,二者的影响效应在劳动密集型和低创新水平企业中更为突出。文章的研究成果,通过系统识别“五险”费用与企业价值的因果关系,建立起宏观制度与微观企业行为、绩效表现之间的联系,为理解“减税降费”政策的内在逻辑、激发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经验证据。     

双元创新动态均衡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

文章选取我国创业板2013—2022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企业双元创新动态均衡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直接效应及双元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生命周期的动态成长过程中,企业渐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并行存在和交互发展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获取和企业的机会识别与开发能力、资源搜寻与拼凑能力及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双元创新能力在企业双元创新动态均衡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政府补贴、研发偏好与工业创新绩效

经济转型期的工业创新不仅取决于政府补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偏好的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补贴和研发偏好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效应。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双重代理人性质引致的利用型研发偏好弱化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导向性错位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改善作用不显著。创新的替代和竞争机制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探索型研发偏好实现创新资源的高端化配置,创新资源的高嵌入性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将研发偏好作为阈值变量纳入模型后发现,当利用型研发决策与探索型研发决策阈值分别高于8.2286和9.6406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管理层股权激励、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研发支出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股权激励、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管理层股权激励会强化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利于股东和管理层目标趋向一致,降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促使管理层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最终提高企业绩效.     

政府支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高管团队集体创新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高管团队集体创新在政府支持与合作社经营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292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支持与合作社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与社会绩效的关系显著于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高管团队集体创新与合作社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支持措施可直接对合作社绩效产生影响,大部分是通过合作社高管团队集体创新的中介效应产生影响。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

本文采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倒“N”型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的双重视角考察发现: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门槛效应,东部地区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正向非线性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和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二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门槛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均呈现倒“N”型关系,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等产业均存在“U”型关系,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表现为正向非线性效应.因此,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政策,兼顾研发资源投入能力与管理能力提升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