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地区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长三角地区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并借助匹配倍差法和安慰剂测试等稳健性检验工具,对高铁开通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在短期和长期都对沿线城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高铁开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主要表征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推动而非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高铁开通有助于强化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反哺作用。在我国高铁建设纵深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应将高铁建设纳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政策工具,借助高铁开通的杠杆效应进一步发挥好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带动作用。     

中国农业职业教育生产效率的统计评价

文章运用省级面板数据,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为基础,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对2003～2007年中国农业职业教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农业职业教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规模效率推动的,而由于技术进步水平的限制使得农业职业教育TFP整体处于无效状态。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不断提高要素投入水平将是我国农业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     

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的发挥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当融资约束水平较低时，信用风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跨越门槛值后，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融资约束门槛区间内，货币政策均发挥负向调节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门槛值更低，且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融资约束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弱，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     

营商环境、互联网政务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采用2016—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DEA-Mamlquist指数测算31个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营商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引入互联网政务作为调节变量，并分区域探讨其差异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相互抑制，并制约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分解路径；引入互联网政务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发现，互联网政务能够起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区域异质性显著，在东中部地区起到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起到抑制作用；法治环境建设能够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农村区域的创新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建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时空演变

文章将非合意产出农业碳排放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框架,基于SBM-ML指数法测算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泰尔指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时空演进态势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并存在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双重驱动的现象。（2）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区域异质性。从三大地区划分视角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持平,东部地区次之;从八大经济区视角来看,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快,东北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慢。（3）通过泰尔指数可以看出,各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组内差异,三大地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高于八大经济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核密度估计曲线整体有右移倾向,说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其地区差距大致经历先缩小后增大的演进过程。     

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共同前沿、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探讨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特征，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低。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同极化特征和“俱乐部收敛”趋势。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正向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对于识别不同区域之间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差异，实现服务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西部地区农业用水效率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中的BC2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建立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模型,对西部地区11个省2003-2015年的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平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逐步下降,但各地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通过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分析,西部地区个别省份具有较高的节水潜力.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分解来看,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西部地区很好地实现了农业水资源的节约,但是部分省份农业水资源的节约并未建立在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下.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研究

文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考虑了随机因素对我国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具体测算了我国1980~2009年各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结论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农业TFP是否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分析结果一致地表明我国地区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在不断扩大,并不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     

中国粮食生产的劳动力要素投入空间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ESDA(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的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对农村固定资本投资的门槛效应进行分析,并从空间相关性和农业劳动人口比重空间分布研究了我国劳动力要素投入对农村固定资本投资的空间门槛特征.研究表明:当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分别跨过0.067、0.243和0.285这三个门槛值时,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对人均粮食产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边际效应差异;东部、中部和北方是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较低地区,在空间上主要处于L-L集聚、H-L集聚或不显著地区;西南则是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较高的地区,处于H-H集聚地区;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下,农业劳动力比重的门槛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     

湖北省农业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与效率变化研究

文章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考察了2004-2009年湖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通过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分析了湖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动力.结果表明,湖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共同作用使湖北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不明显.通过分析,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是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针对湖北省农业主产区的区域地理特征,提出了应走农业规模化生产的道路以提高规模效率,最终促进湖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4年中国省级层面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释然法(LIML)及差分矩估计方法(GMM),对影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是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要素,这一结论与当前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关于生产率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农业领域的对外合作不存在生产率悖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尚未产生滞后影响,前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带动作用;产业规模优势、政府的参与程度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农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产业集聚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积极作用。据此,从企业层面和政府视角提出了具体应对政策与建议。     

黄河流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DEA-Malmquist评价模型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对2013—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分析,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发现：该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偏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与全国的差距逐渐缩小,其中,技术进步发挥了主要驱动作用;不同省份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较大,纯技术效率呈两极分化态势,规模效率的分化也在扩大。除青海以外,其他省份都存在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的不足。因此,为了全流域内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各省份应立足自身农业的现状,有针对性地补足短板;另一方面,省份之间应优势互补,促进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1978—2016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经典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中国整体及各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数据,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特征、空间分布及收敛性进行比较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979—2016年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从波动增长到平稳增长的转变,年均增长率为3.4%,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农业技术进步。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且表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通过收敛性检验的数据结果发现不仅在全国整体而且在四大地区内均存在明显的σ收敛和β收敛。     

R&D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本文论述了R&;D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同时考虑自身吸收能力的影响,研究了R&;D、R&;D溢出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R&;D投入的作用不显著;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都具有推动作用,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的作用都不显著;R&;D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中国各地区还没有达到吸收能力的门槛,不能充分吸收R&;D国际溢出。     

信息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框架下,选取2001—2014年中国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信息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且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制约而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增强;人均研发资本投入、出口交货值和政府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引进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特征

利用2005—2016年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农业信贷投入对农民增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两者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短期内邻近地区农业信贷投入不利于本地区农民增收,但从长期来看则对本地区农民增收起到了促进作用;农产品价格指数、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单一门槛特征。     

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我国地区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研究

文章利用2004年与2008年文化产业国家标准统计数据,借助RD分解的Malmquist指数模型,采用Bootstrap-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状况,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总增长率达39.30％,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不是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善;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中部地区增速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慢.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