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坤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知青阳(今安徽青阳)、丹徒(今江苏镇江)二县,曾发仓救灾,赈济百姓,颇有政声。迁吏部主事,移吏部稽勋司,坐累,谪广平通判。再迁广西兵备佥事、大名兵备副使。时总督杨溥“叹为奇才,特荐于朝”(《明史》卷287)。但终因忤逆当权,中年落职,乡居约五十余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九十高龄谢世。     

宋代吏部尚书仕履研究

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仅有两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本身就很高,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的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太低,而且他们在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的。没有致仕的吏部尚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而卒为主,其他遭贬谪、弃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实职卒于任上的吏部尚书往往是因为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这对于官员的晚年生活有较大意义。     

清季预备立宪时期吏部的裁撤及其主要原因

清季预备立宪时期,作为“六官之长”、“体制本崇”的吏部却处在风口浪尖。或撤并,或保留,或缓裁,或改名,各种主张不一而足。由于各种矛盾的存在和诸多现实问题的考量,几经周折,到1911年,吏部终于被撤销。其原有主要职能归入内阁,另一部分则陆续被分割到地方和其他中央部门。吏部暂时存留和最终撤销的结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与明朝吏部相比,清朝吏部的人事权大大萎缩,其职权先天不足;吏部对中下级官员采用掣签法铨选很难做到人地相宜,铨选制度存在先天缺陷。清季筹备宪政时期,裁撤吏部也是仿效外国宪政制度、利益势力彼此博弈和吏部权力日益蚕食的直接结果。1910年败露的贿买知县案则加速了吏部的裁撤。     

试论唐代吏部尚书出身与人仕途径

吏部尚书是唐代重要中央职官,其职能与地位与前朝制度无大差异,但职权大小略有不同,在法理上,其一直属于吏部长官,这点无可置疑.就其出身与入仕途径而言,唐代吏部尚书出身阶层相对都较高,多数通过科举等进入仕途,起家官相对也优越,在唐前期各朝几乎都有非郡姓出身吏部尚书,说明唐前期已开始摆脱南北朝门阀士族控制人事权力的局面,在用人上已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态势.而唐中后期士族出身者特别南北朝旧士族为保持其门第兴盛,必须倚仗科举入仕,加上科举入仕已为重要入仕途径,故而出自士族阶层者逐渐增多.科举出身者在吏部尚书担任者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前期吏部尚书起家官情况比较复杂,至后期较多起家为校书郎者,起家官中为地方官且为节度使属官的情况是后期独有现象,人数不少,乃后期可考起家官最多的一种.     

从兼任官分析唐代吏部侍郎职能

唐代吏部侍郎为重要职事官,已有研究显示其职能大体能一以贯之得以发挥,从兼任官角度来考察则可以管窥更多的问题。唐代吏部侍郎中有兼任官的情况不到其可考总数的三分之一,此点基本反映出该职官以专注于本职职能发挥为特征。仍占一定比例的兼任官的情况则反映出一些问题：这些兼任官整体并未限制到吏部侍郎这一官职的特定职能,反而增强了其本职权限,有助于职权发挥,亦有部分兼任官体现了担任者的特定才能在特定时期的发挥。     

论高拱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及措施

为了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和任用思想及机制,本文以明朝吏部尚书高拱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法研究高拱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及方式。研究结果表明:高拱在科举制度造成人才同质化的背景下,根据二元匹配理论测评和选拔人才,为明朝的官僚体制的稳定做出了杰出贡献。     

宋代定差法述论

官员的任命方式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继承了隋唐以来由中央统一派遣地方官员的任官制度.但在川峡、广南等边远地区实行了“分铨选之法委之漕司”的定差法,即这些地区的部分州县官由当地转运司照吏部格法进行差注或换易,然后上报吏部审核批准,“吏部考其格法无害,则给告劄”,定差之官不需亲自到吏部候选和待阙,免去了远途跋涉和闲居之苦,“南中士大夫甚乐之”.本文拟就这一制度在宋代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和意义等作一初步论述.     

论南朝中正品第与吏部铨选的关系

九品中正制在魏晋时代一直是重要的选官制度,进入南朝后,中正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表现在萧梁时期吏部铨选“皆须中正押上”的制度;中正品第与吏部授官必须一致的原则等。中正地位的进一步强化是适应门阀统治的现实需要。     

书坛老人许林邨

北京的金秋，天高气爽，景色宜人。1996年Ic月22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60周年书法展在雄伟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其中一幅魏碑体的请联“五岭逶迤胆细浪，乌蒙磅薄走泥九”章法谨严，刚健秀雅，得到方家的赞扬。这诗联出自85岁的老人许林郁先生的手笔。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誉满京城的“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展”中，有包括郑诵先的对联、彭八百的益面、村算小演俟帐太内的茗幅作品部某中许林郁老先生收藏的。许林郁，号丙涯布衣，泼墨老人。1913年6月生於北京。祖父许叶芬为光绪已丑科翰林，官至知府。父亲许佑平曾在清吏部任职。…     

清代遂宁张氏家族诗人初探

清代蜀申遂宁张氏家族,诗人辈出,其中以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鹏翮及其玄孙张问陶为代表,为清代文坛增辉颇多,本文对此加以评述。     

李贤

<正> 李贤(1408—1466),字原德,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人,父李升.祖父李威曾任云南省江川县丞.李贤学业精粹.乡试中举,名列第一(俗称解元).33岁时又考中进士,其考卷传出,争相传诵,大有京城纸贵之势.内阁大臣杨士奇非常赞赏他的文章,很想见识他.但李贤为避授官分配的嫌疑,拒不拜谒.初授吏部验封主事,历任兵部、户部、吏部侍郎,深受子谦信任.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他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参与政事,徐有贞罢相后,他继任内阁首辅.明代,内阁大臣多为南方人,河南人官至首辅者,唯有李贤和高拱两人.     

论中共群众路线的侧重点

中国共产党历经80多年风雨,有辉煌,也有曲折和失误,但始终获得群众的拥护。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在于中共紧紧抓住并不断满足中国广大群众的根本需求,并以此为契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使中国百姓坚信中共是他们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从而赢得民心,成为中共群众路线的侧重点。这也是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应遵循的基本客观规律。     

从南朝中正的地位看中正品第与吏部铨选的关系

九品中正制在魏晋时代一直是重要的选官制度。进入南朝后,中正品第与吏部铨选的关系更为密切,主要表现在中正组织机构得到扩大;中正在清议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吏部铨选需严格按中正品第与所授官职相一致的原则。在南朝一百七十余年间,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门阀统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试卷封名溯源

唐&#183;刘鋉《隋唐嘉话》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这里意为：武则天因为吏部所录取的人大多数名不副实，就下令考试时要在不知姓氏的条件下判定试卷的优劣，     

趣谈“两老爷联”

运城城南的池神庙有两绝：一是三殿相并列,二是一联＂两老爷＂。这里单介绍＂两老爷联＂：＂两老爷＂是指海光楼前一对方形石柱上刻的对联,其内容关联着在我国民间影响最大,被百姓敬为公,称为老爷的两位历史人物——包拯和关羽,这在对联的海洋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上联：＂解池本包孝肃旧制治此盐者首当铁面无私＂;下联：＂常平关壮缪故里辖其民也理应忠心报国。＂     

抗战胜利后“行总”粮食救济活动述略

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百姓由于战火的破坏而食不果腹。在"联总"的援助下,"行总"对部分遭受战乱地区的灾民开展了粮食救济活动,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行总"将"救急不救贫"、"急则治标"确立为粮食救济开展的两大原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它们分别是设立粥厂、直接供应粮食、直接发放现款。"行总"通过这种救济活动,使数以百万的灾民得以存活。但是,这场活动也存在着分配不均、工作效率不高及浪费严重等问题。     

农旅一体化助推精准脱贫与绿色减贫——以盘县娘娘山景区“三变”改革为例

旅游对贫困地区的就业创业发展、百姓脱贫致富、引导消费转型以及生活质量提升等具有较好的产业联动效应,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特别是农旅一体化项目建设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盘县娘娘山景区在农旅一体化实践中,通过创建联村党委,实现了联产联业、联股联心抱团发展;通过能人激励示范带动“三变”改革,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及农村生态增值,为农村精准脱贫与绿色减贫提供了样本借鉴与路径选择。盘县娘娘山景区农旅一体化的实质,就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思想与精准脱贫理念,直面贫困问题,尊重经济规律,有效培育和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由此构成绿色减贫样本的理论逻辑与行动依据。     

魏骥还乡 惠施桑梓

老当益壮,老有所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的名臣贤将爱国官员在致仕退休后,发挥他们在知识、智力和经验方面的优势,珍惜暮年的大好时光,为国家的文明和进步,为家乡的富裕和发展,兴利除弊,造福桑梓,这样的贤能之士代不绝书。明朝初年曾任吏部尚书的魏骥就是一位“忧国忧民,老而弥笃”,惠施乡里,朝野共称的仁寿老人。 魏骥青年时期以进士授松江训导,《永乐大典》编修,被荐为太常博士,后又历任礼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在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他77岁时,虽然身体尚     

蒋廷黻对创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贡献

蒋廷黻作为战后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领导者,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联总协定》的签字仪式、出席联总成立大会、积极递交议案、参加座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广播演讲等重要活动,并通过不同方式,阐述了有关的主张,包括联总的使命、战后中国的需要、动员美国多出力等方面。蒋廷黻为联总的顺利诞生及促使它对中国进行大力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