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性建议

税法是以法治税的前提，加强税法意义重大。本文对税收立法中存在着立法预测重视不够、缺乏整体立法规划、规范化不足、税法不全面、税负不公平、某些税种立法不科学、立法程序颠倒等问题作了剖析，并相应提出了加强税收立法的一些对策性建议。     

建构慈善事业法律体系

慈善事业快速发展与立法需求 将各类慈善活动通过专门的机构（慈善组织），以系统、规范的方式（慈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运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就使慈善从传统的民间互助，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     

国内外公益广告的运行机制分析

公益广告作为一种依托大众传媒的社会教育形式,其作用的发挥需要社会广泛参与,其长效机制的建立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公益广告起步较晚,还不够受重视,监管的组织机构和广告运行模式,都没有明确地形成,受政府及媒体的限制还很强.通过对美国成熟持久的运作机制的分析,以及对日本这样后发展起来并逐步完善的广告运行机制的国家进行比较,总结出国内公益广告运行机制的落后与不足.在公益广告发展前进的道路上,我国政府必须整合各方面社会力量,对公益广告的传播及环境进行监管,出台支持政策,使我国公益广告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甘肃都市题材长篇小说得失论

甘肃都市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起步较晚，进入21世纪后，涌现出了大量的都市题材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丰富了甘肃当代文学的画廊，促进了甘肃当代文学与生活相对多样化格局的形成。但还存在着市民化与庸俗化的倾向、善美的向度不够、对都市底层关照不够等不足，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甘肃都市题材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浅谈养老护理工作中的风险化解与规避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不断推进,各类养老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养老护理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展示出广阔的市场前景,但面对养老护理专业化程度不够和养老服务方面立法尚不完备的现状,如何化解和规避养老护理工作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也就成了养老机构不可忽视的问题。     

论侦查权的法治化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行政权要受到法律的有效控制.侦查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其法治化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其进行控制与规范的基本规律.侦查权法治化的有效途径是从立法上将其宪法化,同时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我国侦查权在法治化过程中在立法上还存在种种弊端与不足,需要按照法治化原则的要求对其加以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立法质量之思考

立法是推行依法治国的必要基础和重要依据，立法质量尤其是行政立法的质量高低直接关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进程和实效。全面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立法的利弊得失，探讨其不足及成因和改进对策，将对我国行政立法质量的提高及依法行政的推进有所助益。     

英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立法发展与制度创新

英国的贿赂犯罪立法始终以制度创新作为立法发展目标,这使得英国近代以来一直保持清廉国家的良好声誉.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特别是国际上一系列国际组织加大对贿赂犯罪惩治与预防的趋势,暴露出英国贿赂罪立法在犯罪规制能力上还存在不足.为扭转这种状况,英国启动了《贿赂法》的更新工作.英国2010年《贿赂法》(Bribery Act 2010)的出台集中反映了时代对立法的要求,其在立法体例上开创了一体化的贿赂犯罪治理法的立法模式,首创的商业组织预防行贿失职罪丰富了世界贿赂犯罪立法罪名体系,创新了贿赂犯罪罪过责任模式的类型.英国2010年《贿赂法》的制度创新为中国的贿赂犯罪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中国行业协会治理转型的困境及对策——基于“结构—关系—行动”的视角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业协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改革新进程的开启,行业协会由“他组织”转向“自组织”。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依附式发展和治理失灵等问题显现,行业协会治理转型势在必行。行业协会的治理转型可以从结构、关系和行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行业协会治理存在结构的形式化与简约化、关系的依附与疏远和行动的被动与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驱动不足、对资源与规则的依赖以及社会资本与策略能力不足。行业协会需要在结构、关系、行动三个维度实现全面治理转型,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实现治理现代化。     

一种新型的社区服务模式的探识——以广州市海珠区、荔湾区、越秀区为例

公民与政府沟通的不顺畅往往造成社会矛盾的积压。这就需要一个中间阶层进行传导,如非营利性机构和社会工作组织,政府可以向其购买服务,必要时还可以对其进行财政上的支持,这样不但可以化解矛盾,还可以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在广州,这种新型的社区工作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社区所接受,社会工作组织作为服务方,正在朝向专业化、职业化、模式化方向发展。     

一种新型的社区服务模式的探讨——以广州市海珠区、荔湾区、越秀区为例

公民与政府沟通的不顺畅往往造成社会矛盾的积压.这就需要一个中间阶层进行传导,如非营利性机构和社会工作组织,政府可以向其购买服务,必要时还可以对其进行财政上的支持,这样不但可以化解矛盾,还可以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在广州,这种新型的社区工作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社区所接受,社会工作组织作为服务方,正在朝向专业化、职业化、模式化方向发展.     

中欧图书馆立法的比较研究

国家对图书馆的管理主要通过立法进行统一控制,一个完善的国家图书馆系统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达到,我国的图书馆在立法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多差距.所以对中外图书馆立法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找出我们的不足,并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来改进我国的图书馆立法工作.     

借鉴香港法治经验，在粤港澳紧密合作中创新——香港专业立法起草制度分析

实行立法起草的专门化是香港法治经验之一：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社会各方对立法活动的参与而设立的，是专业研究立法的机构，为法律草拟科提供研究成果，在香港立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东省与香港有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在立法制度方面是不能进行机械比较和模仿；但我们可以学习其法治精神，从技术上学习其先进经验，提高我省的行政立法水平.     

日本宗教团体财产法律制度考察与启发

日本的宗教团体依据《宗教法人法》规定的条件,能够成为宗教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受到宗教立法的特别规范与保护。宗教法上的财产必须用于宗教目的,进行礼拜用财产登记。宗教团体必须成立管理世俗事务的机构,对宗教财产加以管理,宗教财产的使用管理行为不但受到内部监查机构的监督,而且处分重要财产时,应当向信徒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公告。这些财产方面的立法,为宗教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信教自由原则。我国的宗教财产制度在维护宗教团体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立法理念、宗教财产登记、财产的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借鉴日本的经验加以完善。     

论垄断、反垄断与完善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建议

垄断与反垄断一直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热门话题。本文在阐明垄断概念、危害和反垄断法本质、意义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的垄断特点、立法和立法不足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完善立法的若干建议。     

生态安全语境下中国能源法的变革：问题与应对

能源安全的内涵应包含供应安全和生态安全两层涵义,能源法呈现生态化趋势。我国现行的能源法在生态安全保障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例如能源生态安全理念不够深入,能源立法体系不够完善,能源法律制度亟需健全和创新等。在能源法的生态化变革中,要将生态安全作为能源立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对能源法体系进行全面的生态化构建,加强能源法与环境法的融合,重视新能源的污染问题,并将外部性解决作为构建生态能源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     

关于完善地方立法立项问题的思考

在中国地方立法中,立法质量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导致目前地方立法质量不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立法立项的环节上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立法机关在编制立法立项规划和计划中的主体地位不突出;立法立项规划和计划存在缺陷,立法规划和计划很难落实;立法立项缺乏相应的标准;立法论证不够,随意性大;立法立项中部门利益倾向严重;立法立项重立而轻改、废等。完善地方立法立项机制的对策包括:立法立项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立法立项的主体与程序,立法立项的来源和渠道,立法立项的标准和内容,立法立项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立法规划与立法计划的实施,等等。     

试论我国公司法中的职工参与权

公司职工参与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职工参与有助于公司民主化管理的实现,各国公司法改革纷纷将其列为重点,在我国践行职工参与制度有着更多的现实需要。纵观我国现行公司法,却发现其在职工参与权的立法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在公司中职工主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来行使参与权,因此,我国公司法应首先明确职工代表大会的法律地位、具体职权和与相关机构的关系,同时还应完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任免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可供选择的组织制度模式评析

目前中国农民养老组织模式主要依赖家庭或个人,对社会养老保障模式意识淡薄,缺乏需求,其关键原因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组织供给十分稀少,明显不足。     

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

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主要涵括慈善行政法规、慈善团体法规、慈善捐赠及其褒奖法规和慈善税收优惠法规四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慈善立法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够完备和系统,立法层次也低,多为法规章程.但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规范和引导了民国前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慈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