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诗》“理事情”说及其主情论

“在物”之“理、事、情”指包括人及其精神世界在内的审美容体对象。许以抒情为主的“理事情”说，暴露了一“情”字含“情状”、“性情”二义的概念之含混，却也蕴含了叶燮对诗本质的认识，即创造“表天地万物之情状”的艺术形象以表现主观情思的美学思想。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佛教对中古论说文的沾溉与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佛学经论对中古论说文的辐射与影响,以支遁、僧肇、刘勰的作品为分析对象,揭示了佛教影响论说文体的途径与方法,三人作品代表了中古论说文的最高成就,分别以“支理”、“肇论”、“文心”来指代.佛教对论说文的影响,在“支理”体现为：标新立异的耸听效果,论注参体的形式选择和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在“肇论”表现为：论序共纪的形式创新,“假致疑难”的论证方式以及华实相扶的语言追求;而“文心”则集中表现为“以兼为主”的论文观.具体来说,《文心雕龙》做到了辨体上论与说的统一、形式上理与辞的统一、创作上“弥纶群言”与“研精一理”的统一.     

司马迁认为孟子“迂阔”吗?

有人说，孟子的思想“被司马迁评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①。考之于《史记》，方知此言不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样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文中“见以为”是“被认为”之意。“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是孟子的什么主张呢？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孟子》可知，主要是孟子有关仁政爱民和重视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等主张。这都是些顺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主张。孟子的主张被谁认为是“还远而阔于事情”（即所谓“迂阔”）？显然是被…     

古汉语词义札记

“行李”辨正“行李”一词,先秦义为外交使节。《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左传·襄公八年》:“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又作“行理”,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辰星《释“行李”》一文以为“在古代,李、理二字同属来母、之韵(先秦古韵当称‘部’,不称‘韵’,此当为笔误——笔者),     

情依于理 情理交至——叶燮理性美学观新解

叶燮的理性美学观倡导察识征理而以理性为艺术立法 ,提出“幽渺以为理”而为艺术理性定位 ,强调情得理真、情依于理而申扬“情理交至”论 ,分别解答了文学与理性、艺术理性的概念规范和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苏轼拘泥形似的艺术批评初探

对苏轼的形神观,至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重主观美、重神似而忽视形似;一种认为他重神似,也重形似,重主观也重客观。前名显然是一种误会,后者更接近苏轼真貌,但忽视了苏轼在艺术批评上拘泥于形似的局限。这局限主要表现在苏轼文论中的“理”上。苏轼“理”的内容,主要指事物客观规律。在理论批评上,苏轼十分重视“理”的掌握和表现,强调“循物之理”,以“理”作为衡量艺术真实性的重要标准,这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也不乏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不过,艺术的“循物之理”,是有所取弃的。它要循的是艺术所要表现的事物本质规律的真实,不是自然主义地去遵循。苏轼的“理”,正有一切循乎自然的自然主义色彩,对艺术所应表现的客观事物本质规律和不属艺术所应表     

古代文论对文人画画论的影响

在文人画的发展过程中,文论对它在理论上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在汉魏至南朝时期主要表现在“气”、“神”、“理”三个方面,在唐宋时期则主要体现在意境说上。     

讽刺诗审美理趣的外露——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理趣中的“理”,其主要内涵,既指表现为思想内容的情理和事理,也指表现为艺术形式的文理。理趣中的“趣”,其主要内涵,既指思想内容方面的旨趣,也指艺术特色方面的风致或诗人创作个性方面的兴趣点。清代著名诗人和诗论家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说:“《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神理意境者何?有关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     

《文心雕龙·物色》疑义辨析举隅

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 “玄驹”指(虫岂),即蚂蚁,各本均无疑义。“丹鸟”,又称“丹良”,皇侃以为指萤虫。范注云:“丹良即螳螂之转音,丹良即螳螂也。八月萤食蚊蚋,恐无是理。”于是,周本、郭本、赵本、向释、龙本皆据范说注“丹鸟”为丹良即螳螂。《义证》既列范注,又引吴林伯《<文心雕龙物色>义疏》以为指“萤虫”。惟牟本注译皆确认“丹鸟”是“萤火虫”。     

李因生年字号考

李因是明末清初知名女画家、诗人。关于她的生年今人多定在1616年;《四库全书总目·芜园诗集》条以＂是庵＂一辞为李因字。爬梳钩稽李因生平资料,李因生年应在1614年前,＂是庵＂应为李因号。     

试论李因笃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

论述了清初关中学者李因笃的价值观念,认为“经世致用”是李因笃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天子学圣”的贵真政治观、“取人以人”的重行人才观和“理学以经学为本”的求实学术观三个方面,并指出这些观念至今仍然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在思想上自觉把<诗经>当作反对齐梁柔靡之风的武嚣;第二,他与<诗经>有着相同的精神契合点即抒发性情;第三,他看重<诗经>的政治讽刺精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白在其作品中从字词、句式、意境、手法、题材等各个方面对<诗经>进行了接受.     

浅谈胡适对李渔戏曲的评价

胡适在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戏曲的批判和对李渔戏曲的肯定，都出自于剧场性这一戏剧的根本特性。胡适认为李渔戏曲特有的曲折而充满矛盾纠葛的情节，性格丰富复杂的人物，恢谐风趣的宾白，对生活和人情的细腻体会，决定了李渔戏曲是活的文学的样本。胡适这种客观和充满学理性的态度，决定了他在五四时期的戏剧理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对于中国戏剧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谪仙风采 无言心许——苏轼论李白浅述

从苏轼现存诗、文、词中可以看出,苏轼对李白充满了仰慕、崇敬之情,这在当时北宋文坛扬杜抑李的语境中是难能可贵的。"谪仙"一词的高频率使用表达了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惺惺相惜的情怀。     

简论《瓯北诗话》的李白研究

《瓯北诗话》是赵翼晚年的论诗名著,其所论诗家凡十,李白排第一。是书对李白的研究颇为详赡,涉及到李白的生平、思想、政治表现和诗歌的题材、体裁、寓意、真伪辨析、艺术风格、艺术承传以及与杜甫、苏轼等人的比较等方面,有不少真知灼见。按照赵翼自己的话说是"始知其真才分,真境界,觉向之所见,犹仅十之二三"。这种剖析,在"尊杜抑李"的历史大潮流中,显得尤为理性和可贵,是赵翼文学价值观的一个缩影。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论苏轼的为师之道——以李廌为例

李廌是特殊而另类的苏门弟子,在性格、修养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苏轼处之以情,导之以理,守之以法,以仁者的宽厚风范、智者的严正做法,完美地诠释了为人、为师之道,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清代四曲家考辨

据康熙、雍正间文人詹贤之《詹铁牛文集》,考得其时江西曲家三人:何圣符、谢士鹗、詹贤。何圣符曾作传奇《缘外缘》;谢士鹗曾作传奇《快目前》、《玉蝴蝶》、杂剧《情文种》,另有《愤商山》一种,不明是杂剧还是传奇;詹贤曾作杂剧《一线春》、《画中缘》、《同林鸟》、《女锺期》。詹贤为何圣符、谢士鹗剧作所写的序,可补《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之阙,充实中国古代戏曲理论。邓长风在《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中,将江苏兴化人李雨商误作《镜中花》传奇的作者、河南人李雨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