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宋朝帝王政策看鲍照乐府诗创作

由于在上者提倡 ,刘宋朝乐府文学兴盛。鲍照丰富多样的乐府创作与刘宋乐府发展潮流契合。宋文帝统治时期 ,鲍照乐府诗创作以模拟为主 ,尤以模拟汉魏文人乐府为多 ;孝武帝是刘宋乐府诗得以发展兴盛、创作风气获得新变的重要人物 ,他对民间流行音乐吴声、西曲大力提倡 ,使鲍照的乐府诗创作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因子 ,诗歌色彩较前期更为绚丽。     

作为地域文学传统的“吴声”论——以徐祯卿为中心兼及钱谦益的诗论

明中叶始,诗坛上七子复古之齐气和公安竟陵之楚风竞相称霸,使得作为地域特色深厚的地方文学——吴声遭遇空前危机。齐气雄浑博雅,统领诗坛,风靡天下,前、后七子在诗学上努力同化吴声,试图建立大一统的诗学;楚风在以其幽情单绪、独舒性灵的审美特色抗拒齐气独霸之局的同时,也企望影响并改变吴声;而吴声则在齐气与楚风的双重夹击下始终固持自己的江南文化本色,在主流话语外坚守自己的地域传统。吴人徐祯卿融入复古诗学洪流中,成为复古的中坚人物,但并未放弃自己的吴声特色。钱谦益则倾其所力打造吴文化,鼓吹吴文化。在文学传统中,吴声一直作为一种明显的地域创作风格与齐气、楚风并飚诗坛。晚明清初诗史即是齐气、楚风与吴声相互抗争、相互包容的历史。     

读古书须明其义例

<正> 在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中,感到读古书和古代文学作品,必须了解掌握其义例,如此才能对古书和古代文学作品获得准确的理解,否则很容易产生疑惑和误会,其至厚诬古人。这里举两个感受较深的例子来谈谈。一是对六朝乐府吴声、西曲许多歌辞内容的理解问题。六朝乐府清商曲中的吴声歌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古乐府艳歌之演变

什么是艳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说:“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越(趋),有乱。①……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又卷三十所引张永《元嘉正声伎录》曰:“非管弦音声所寄,似是命笛理弦之余。”即所谓曲调之余声。用现代的音乐术语说,“艳”就是引子、序曲。艳曲所填的辞叫做艳辞,通称艳歌。     

词起源于中唐诗客论——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派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 ,虽然与音乐关系密切 ,并与乐府诗一样可称为音乐文学 ,但其与乐府诗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平仄声律 ,是词体最本质的形式特征和艺术表象。它的存在 ,决定了词既不起源于民间 ,又不起源于六朝文人乐府 ,而只能起源于对平仄声律运用自如的中唐诗客。现存《全唐诗》中的全部“初盛唐词” ,均为乐歌与声诗 ,而不能称之为“词”。形成于大历时期的“湖州词派”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学流派 ,对促进中晚唐以及五代文人词的兴盛影响巨大。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中国古典词源“倚声”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源＂倚声＂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的承传,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的承传。上述两条线索相承相生,共构出古典词源＂倚声＂之论的主体论说空间。     

论诗学对宋代词学的影响

一诗学之影响于宋代词学,最突出表现在以诗言志歌咏言的古老观念说明词的起源和产生。张侃说:“陆务观自制近体乐府,叙云:倚声起于唐之季世。后见周文忠题潭该乐府云:世谓乐府起于汉魏,盖由惠帝有乐府令,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也。唐元稹则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齐牧犊《雉朝飞》、卫女《思归引》为乐府之始。以予考之,乃赓载歌,薰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二公之言尽矣。然乐府之坏,始于玉合杂体。而《后庭花》等曲流歌淫侈,极而变为倚声,则李太自、温飞卿、白乐天所作〔清平调〕、〔菩萨蛮〕、〔长相思〕。我朝之士晁补之取〔渔家傲〕、〔御街行〕、〔豆叶黄〕作五七字句,东莱吕伯恭编入《文鉴》,为后人矜式。”张氏论“乐府”词之起源,忽略了古赓歌与今曲子的区别,谓其源远流长,萌芽于虞舜之时,其尊体探本之     

南朝文化和乐府民歌的城市化倾向及其对唐宋词的影响

民歌是反映社会文化发展的真实可靠的文学文本资料,而南朝乐府民歌的城市化特征正反映了南朝文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倾向。充满了商业气息的城市文化培育了吴歌西曲,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在其中所留下的印记,更在于歌女———一商业化的女性参与创作和传播,赋予了这些民歌独具风味的伤感轻艳之美。而在唐宋两代,南朝乐府城市化和艳情化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特征又借着城市商业发达的社会风气和南朝音乐的继续流传,得以在曲子词的创作中重新抬头,并成为唐宋词的本色以及创作新传统。     

晚清同光政局论析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 ,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讠斤既是合作者 ,又各有心思 ,互相猜忌 ,不能同心同德。最后 ,慈禧终于施展手腕罢黜了奕讠斤 ,实现了她独霸朝政的欲望。这一切 ,对晚清政局、对中国社会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隔江人在雨声中——方秀洁的吴文英词研究

海外学者方秀洁的《吴文英与南宋词艺术》一书是吴文英词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一部充分显示作者词学研究水平的力作。在此研究中方秀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在对吴文英词"质实"特征的研讨中,作者运用西方语言风格学的理论,从语汇、语法、修辞、用典、结构等方面加以深细的剖析,不但对吴词"质实"风格之体认从含糊不清的感悟落到了具体而微的实处,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整个吴文英词的研究,同时也对大陆学者的词学研究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论词都崇雅,本文以浙西、常州二词派词学选本中的宋季遗民词为中心,考察了宋季遗民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其崇雅的词学观各不相同,浙西词派的崇雅观重视词体的艺术形式、修辞特征,常州词派则重词选题立意的风雅、雅正,故而雅中有别。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涉江》的"伍子"为"伍子胥"无误辨

不论从横的层面看,还是从纵的角度说,《涉江》中的“伍子”都只能是“伍子胥”而断不会是伍奢,即王逸之说确然无误。另外,《惜往日》与《悲回风》说到“子胥”这对证《涉江》的“伍子”为“伍子胥”有意义,而对证明其所自出的作品是否屈原作无价值。     

关于《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问题

本文对《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形式、评点内容以及其与其他《楚辞》评点本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该本抄袭、伪托之迹,暴露了其成于书贾之手的性质。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论沈宜修词的人生感怀

晚明吴江闺秀词人沈宜修的词作格调清雅,文采斐然。其词擅绘自然风景,刻画人物情态,描摹梦境尤其缥缈朦胧;命运的摧折,令其身心俱疲,其词表达人生衰残之叹、相思怨别之苦、痛悼亲人之悲,产生了感人至深的悲剧力量。作为明清闺秀词的代表,沈宜修的鹂吹词呈现出秀雅婉丽、沉静蕴藉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