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道变革与行政法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便纷纷兴起治道变革浪潮。20多年的治道变革已经使西方国家政府公共部门管理发生了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变化。这必然会对与传统行政模式相适应的传统行政法学产生冲击,引发传统行政法在实践中的困境,从而导致行政法的变迁和发展。     

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面对不断变动和发展的社会,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必然要有所改变;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行政实践,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也要对自身进行调整。迅速而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既是行政法实践的价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学理论的价值所在。当下之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全球化与中国行政法的应对:改革路径的分析

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的行政改革,对中国行政法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并未能跟上全球化的步伐。面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全球化,中国行政及其行政法必须进行改革,而且必须转变改革的思路和路径,就改革预先做出法律上的安排,确立行政民主、透明、分权和违宪审查等基本制度,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论行政法原则在政府公共警告中的映射

行政法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规范,约束行政权力的运作。政府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亦无法摆脱行政法原则的映射效果。政府公共警告的实际运行应遵循合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准确性原则、及时性原则、行政应急原则等法律原则之要求。只有在全面反映行政法原则的前提下,政府公共警告决策才更具有情境合理性。     

行政法中的公法与私法

藉由公法与私法相对论的观点,学者们对行政法的观察对象进行了诸多的探讨.这些探讨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导致行政法的观察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关系,而且许多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行为也被纳入到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如何处理公法与私法、规制与自治、公益与私益之间的互动,成为行政法学界必须关注的课题.这一课题的研讨,必将带来行政法体系的变化,也涉及到行政法学教学的革新.     

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文化创新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服务型政府必须首先依靠行政文化的创新。传统的行政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人治＂观念与服务型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法治理念相冲突,严重阻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必须加强行政文化的创新,重塑行政主体观念,提升行政客体意识,完善行政制度文化,以消解传统行政文化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阻碍作用,从而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以契约行政为路径推动中国行政法的改革

行政法的变革其实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诺斯指出,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命令强制推行,也可以由个人或社会团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前者被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则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行为主体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     

中国的治道变革——基于执政党与政府的两重视角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自身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流。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的治道变革也迫在眉睫。本文主要就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及其政府———中国政府要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详细阐明中国治道变革应该努力的方向。     

论当前中国“政府再造”中的行政伦理建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市场经济规制的不健全或缺失,对于经济活动行政干预过度,公共事务中的权钱交易,权责不明、职能交叉、多头管理,官僚主义文化盛行,人伦文化情节浓重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政府再造"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行政伦理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理理念,以"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为发展目标,以"依法行政"为行为准则,建立"顾客导向"服务模式,健全"违法必究"的问责机制,从而建设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准确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对于全面推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必须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着力优化政府组织机构和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突出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新公共管理视阀中的政府治理变革

政府在本身发展过程中选择何种工具来应对发展困境,是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通过对“治理”的剖析提出新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结构重建过程中的有效工具,并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治理变革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执政党执政理念重大调整在政府层面的体现,也是对构建和谐社会方针的呼应与落实.考察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必要同时从理论层面与政治现实两个角度进行.从理论层面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政府模式由统治型政府过渡到管制型政府,并逐步向服务型政府发展.从现实层面看,通过政府机构建设转型、服务对象和内容拓展等一系列改革,中国正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公共供求场域中的行政法制：本质规律、实践悖论及其化解路径——“法治中国”构建的公共管理学视角

基于公共供求的场域性要求,行政法制具有价值性、资源性与规则性三重属性,其本质在于有效解决让政府＂放手＂做事与＂束手＂做事之间的平衡和规范问题,促进行政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行政法制的横向运作以及纵向演进规律看,坐实这一本质至关重要。然而,在压缩式与追赶型后发现代化语境中,行政法制失衡频仍,且具有内在惯性与外在粘性的复合特征。这是由实践中主客同体所设定的政府权威困境所引发的治理＂痉挛＂即行政法制的双重悖论所致。调处国家立场与行政自主性时,面临着集执行法律者与行政立法者于一身的角色张力与效能悖论;平衡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利关系时,则遭遇集执行法律者与行政司法者于一身的角色冲突与利益悖论。要化解此番悖论、构建法治中国,就必须根植性地促进依法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深度转变,更新治理观念、夯实物质基础、塑造社会支撑结构、革新制度机制以及优化绩效评价,以实现协同化的公共治理。     

试析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历史方位

军事变革的历史方位应当放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进程中去寻找,应当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联系起来考量,当然也要联系军事自身的发展水平进行全方位定位定向.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管理方式的变革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政治管理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要求,由此形成了传统政治管理方式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管理方式的变革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当代中国政治管理方式的变革中,政治管理方式要从传统政治管理方式向现代政治管理方式转变,政治管理手段要从以行政和思想教化手段为主向以行政、经济、法律和思想教化并重转变,政治管理的主体要由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向以执政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并重转变.     

全球化境域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强势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地被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立足于全球化的语境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厘清以下几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二是制度的现代化问题,三是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惟其如此,当代中国才能在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契机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基于张康之教授社会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思考

张康之教授在新著<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了"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模式.在此启发下,笔者认为第一,相对于"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等概念,"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有着更深内涵的概念,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层级关系;第二,在人类历史进入"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时代,"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组织的主导价值是一个深刻的变化.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并联系我国行政改革的具体历程,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历史变化并作出清晰的表达,是对"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治理理念的论证与诠释.     

全球化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国入世的政治意义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如果不想被历史所抛弃,就必须融入这一历史进程。融入这一历史进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实现自我发展的一个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为适应这种趋势而发生的社会转型,及由之引起的社会震荡。加入WTO标志我国已跨入全球化的门槛。我们的体制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旧体制仍以其巨大的惯性在某些领域延续着,从而与全球化要求不相适应。与此相伴,进一步对外开放后也将有一系列新的问题产生。这些都是从理论与实践上需要解决的。对此,我刊特邀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经济系、政治学系等部分博士参加笔谈。现将其中一部分笔谈刊登出来,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