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陈勤（广西师范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桂林５４１０００）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了建立和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它在此后实施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改良,其中,税制改革是意义非常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一项措施,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     

论行政督察区制度的不合法与不合理问题

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制上考察,行政督察区制度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它是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军政集权、强化对县政的控制,而在省、县之间所增设的一个政府层级。推行之后,颇受指责,但却一直实行着,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政制的集权性特征。     

略论一九三○年全国工商会议关于失业及工商业救济的议案

一九三○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中 ,工商界及部分官员提出了失业救济及工商业救济的议案 ,这是在西方影响、国内社会问题尖锐、工商界人士谋求发展并在政府倡导下提出的。内容包括改良手工业、失业救济法规、实业救济方案等等。这组议案表明了当时的社会保障思想由传统型向制度化的转型。它虽没能起到挽救危局的作用 ,却不乏值得注意之处     

空间重组与茶馆改良——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茶园的考察

国民党自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后,为巩固统治,将权力触角伸向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茶馆也不例外.为了改良茶馆,也为了意识形态向社会的广泛传输,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民众教育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对茶馆展开空间重组,由此,民众茶园在全国兴起.从名称、布局、设施到举办实业,民众茶园展开了由内而外的空间重组.民众茶园的空间重组并没有达到改良茶馆的真正目的,抵挡不住民众陋习的力量；但对于民众教育的推进,其意义又不能一味地被抹杀.     

应对危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救济农村的财税政策

尽管有关民国前期(1912-1937)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存在诸多争议,不可否认,至少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1935),中国农村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应对大萧条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税政策,从关税的保护政策到减轻农民负担,再到税制整理与改良财务行政,均取得一定的成效.不过,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救济农村的财税政策上显然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农村财税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有一定的错位.中央政府立足于农村税负总量的控制,以减轻农民负担；地方政府在财税政策压力下,更倾向于制度性变革；救济农村的财政主体——县财政不确立,使救农财税政策无法落实.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财税政策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矛盾和多重制约因素,从而影响救济农村的效果.     

再论民国时期灾荒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严重的灾荒成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推动因素之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把水利开发放在首要地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地方政府积极植树造林,涵养水源,基本使西北地区摆脱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严重灾害的局面.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在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上的矛盾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没有通过实现开发来解决局部性的灾害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的谈判及其实现

随着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英国对华外交的重点.当国民政府成为一个能够有效控制山东的权威政府时,英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就威海卫交还展开交涉.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大使蓝普森以1924年交收威海卫草案为蓝本进行多次谈判,最终于1930年10月1日成功收回威海卫.     

南京国民政府事前审计制度演变的路向分析

事前审计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审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提高政府审计活动效率的视角,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不断立法的形式,明确事前审计的部门归属、职权范围和操作程序,加快了事前审计制度建设的步伐,使其不断走向法制化与科学化。但受金库不统一、地方审计机构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南京国民政府事前审计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层面之间尚存一定差距。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6)盐务管理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盐务进行了重新整顿,加强了管理,使盐务的产、运、销、税、缉五大要政归于一统。将盐务管理纳入到法制化轨道,还收回了盐政主权,推动了盐务管理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对盐业尚无全权统制之力;在税率管理方面,政府只注重财政收入,而不注意国计民生,使盐成为搜刮人民的恶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对苏区实行食盐“专卖”政策,不仅严重摧残了苏区人民的身体,而且影响了整个盐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的建立管窥——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研究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考察，管窥其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之实现状况，以资镜鉴。     

南京国民政府税收现代化的挫折——以涉外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税收改革,开启了中国税收现代化的进程。营业税作为一个引自西方,并取代地方厘金的税种,在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人的税收关系中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中国涉外营业税却始终无法得到外商及其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致华洋税收待遇不平等的状况未能因现代税制的建立而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涉外营业税征收的历史实践再一次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中国的税收现代化进程注定充满挫折。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探析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因应省制改革之需要,实行省政府合署办公的行政制度改革,先是在五省试行,然后逐渐推广到多数省份,达到了经费节省、人员减少、责任明确、政令统一和行政效率提高的效果。但是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不可能扭转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局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监狱犯人给养初探(1927—1937)

晚清以降,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刑罚感化理念渐为中国司法理论和实践所循,包括犯人给养等方面的行刑制度也渐趋完善。监狱犯人的给养,主要涉及囚粮、饮水、囚服及卧具等方面的供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狱法规对于犯人给养的诸多方面,皆有较为明确且详细的界定,司法当局希望籍此实现保障犯人基本生活,进而展示其司法改良意志。但在具体刑罚执行中,江苏监狱犯人的实际给养状况距法律规定甚远。监狱犯人给养的实态,不仅反映了其时司法改良进程的缓慢,亦是南京国民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水平低下的缩影。     

民国农村金融国家化之立法保障——农民银行对合作社运动的支撑

南京国民政府为贯彻推行合作社运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本国策,积极筹建农村金融机关,通过立法强化农村金融国家化的制度供给。虽然这一时期政府的努力因特殊的政治、经济等原因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国家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今天,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手段构建国家化的农村金融支撑体系、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的思路及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

中国佛教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合法的、带有一定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分化、整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中国佛教会分化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佛教界内部的冲突。1935年7月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尝试,但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佛教会内部依然矛盾重重,国民党当局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努力受挫。     

近代乡村社会的贫困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贷款

绝对贫困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经济的重要特征.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南京政府举办了农业贷款.在此过程中,政府发现有限的农业贷款被乡村中富裕的社会阶层所占有,为此,它强调农业贷款需要转向贫困农民.但是,由于农贷机构的嫌贫爱富和近代乡村权力结构却阻止了政府愿望的实现.     

慈善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立案问题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慈善团体的监督和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先后颁布一系列法规,合力编织了一套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管理体制。欲设立慈善团体必须先得到各级党部的许可,再到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立案,已有的慈善团体也须重新许可和立案。国民政府强制慈善团体登记和立案,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亦具有政治色彩,是政府强化监督的一种体现;在约束和限制慈善团体的同时,对慈善团体的规范发展和提高公信力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的立案问题较典型地反映出慈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革命根据地政权民事立法的概况及其变化

根据地的民事立法是以单行法规的形式出现的,涵盖土地所有权、婚姻继承等方面.根据地政府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年代里,为及时规范和调整根据地的民事法律关系,采用了灵活实用的方法,选择性援引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典.根据地政权后期,应华北政府政权建设的需要,进行了起草民法典的尝试.     

国家干预与政商互信:20世纪30年代粮食运销中的合作与博弈

从1932年7、8月份开始,我国粮食价格持续下跌,农业经济陷入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由此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对粮食运销的管理和控制。民族资产阶级也希望通过国家干预使农业经济走向复苏,开始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在政府贷购美麦的问题上,很多商界人士本来是反对的,但是由于看到政府表现出的合作姿态,他们的态度开始松动,希望参与到政府的经济行动中去。但事情的发展却让他们感到失望——政商之间缺乏相互监督和共同议事的有效机制,政府并不信任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想乘机夺取粮食运销的控制权。这种现象在“粮食运销局”和“农本局”成立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由此可见,在南京国民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或博弈中,政商互信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由于缺乏政商互信,应对经济危机的种种措施也就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     

授权·分割·制衡--南京国民政府审计职权演变的路径分析

政府审计职权是审计机关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的集中体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从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在构建政府审计制度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立法的形式,既明确了审计机关的法定地位与职权,又严格规定了审计机关履行职权的范围,同时还试图建立一个互动的联综组织系统,以达到审计组织在分工与牵制的联综组织系统之内实现彼此之间的监督与制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