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共产国际的结盟策略与在华合作者的选择

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找同盟者的策略,主要来自于列宁的早期结盟策略思想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形成同盟,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东方战略.由于共产国际和苏俄在目标上的矛盾以及对中国情况的疏解,来华代表们在中国寻找同盟者的过程必然要经历往复的试探和选择,最终其确定国民党作为其合作者.     

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原因探析--基于苏俄、共产国际因素的考察

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因素之一,此为孙中山亲口承认.十月革命后,苏俄宣传理论不断完善,为其"移植理论"提供可能.苏俄、共产国际主要通过派往中国的代表来影响孙中山."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更是面受教益.孙中山在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上的努力最终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可.     

孙陈分歧与“六一六”兵变

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实力派革命军事将领,并为革命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六一六”兵变的发生使两人最终决裂。决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政见分歧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兵变的发生对革命事业的进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行走苏俄”的时代意蕴——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为研究案例

“走俄国人的路”,是“五四”以来中国一道最大的政治选项与政治命题。中国“走俄国人的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苏俄革命与建设成功的榜样作用下产生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前赴后继地赶赴苏俄,除了经商、劳工及旅游这些以解决自身生存、娱乐为“纯客观”目的外,从本质意义上讲,绝大多数人赴俄的目的是为了“取经”,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于不同的国内矛盾变化,不同的时代需要,在本质上“寻求救国真理”的大前提下,“行走苏俄”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

商团事件发生后 ,莫斯科通过在国际上发动“不许干涉中国”运动 ,鲍罗廷及中共通过具体实施“楔子”战术并在广东“引入”阶级斗争 ,成功地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 ,最终镇压了广东商团 ,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莫斯科力图转变世界革命战略并在远东引发革命新风暴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革命激进思潮 ,对事件本身及其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浅论“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内普遍危机和世界革命高潮正在形成的论断,以及关于中国民族全面危机和革命高潮的指示,为“立三路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立三路线”虽源于共产国际,但它又在某些方面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旨意,所以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反对。当然,共产国际批评和反对“立三路线”,目的是为了扶植王明上台。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传播分析

20世纪上半叶“苏俄通讯”传播文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撰文本,中国作者实地踏访后写出的通讯文本.另一类是翻译文本,由中国翻译者从国外报刊上译录的西方“苏俄通讯”文本.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文本,它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等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在中国的有效传播.     

1924年前的彭湃与陈炯明关系探析

1924年彭湃加入中共之前,曾经与陈炯明关系密切,受到陈炯明多方面的影响。他在陈炯明控制的粤东地区从事农民运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遭遇的挫折,都与陈炯明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两人既有思想上的共通之处,实践中也不完全互相排斥,是某种程度上的同道者。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既具有特殊意义,又具有普遍意义。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较为密切。从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到最终摆脱束缚,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及其启示

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沉重教训,主要是:在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上,长期以来缺乏对社会发展阶段正确的认识,尽管后来认识不断改进,但终因多次丧失重要的战略发展期而使改革走入歧途;在对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的认识和把握上,先是长期以来的党政融为一体、以党代政,使党成为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力量,后是在理顺...     

苏共的蜕变及其历史教训

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 ,但其决定的关键因素 ,则是苏共自身建设存着严重问题 ,表现在苏共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及作风等方面。思想路线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导致政治路线、决策上的偏差 ;组织路线上“左”“右”两极倾向以及官僚主义、腐败作风的影响 ,都使党组织的战斗力被削弱 ,从而失去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研究该问题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苏联(俄罗斯)修改宪法的漫漫征程论析

苏联(苏俄、俄罗斯)历史上多次对宪法进行修改,通过制宪和修宪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透视苏联(俄罗斯)的制度变迁。1918、1924年的制宪及时而有效地确立了新制度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1936年的修宪确认并巩固了高度集权政治制度和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全面催熟了苏联的国家机器。1977年的修宪相对平淡,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修宪则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后,惊心动魄的流血斗争是俄罗斯宪法的助产婆。苏联(俄罗斯)修宪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反复研讨。     

苏联领导人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及其危害

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 ,关乎到一个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苏联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错误认识 ,导致严重的政策失误 ,给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     

苏联走上军备竞赛之路的原因与后果

苏联走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之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发展超出本国国防需要的军备,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论苏南冲突的根本原因

对于苏南冲突的根本性因素,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冷战初期苏南在东欧地区战略上的分歧是冲突形成的根本因素。这既表现在对外战略的态势方面,又表现在对外战略的目标上。     

论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交谊

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关系相当特殊。苏轼任职凤翔时与陈公弼有矛盾,后来却一反常例为陈公弼作传;传闻贬苏轼到黄州是当政者想假陈季常之手加害苏轼,陈季常却成为苏轼在黄州交往最为密切的朋友;素有游侠之名的陈季常,却家有“河东狮吼”。真真假假的事实和传闻后面,表现了陈公弼对苏轼的严格要求、“爱人以德”,陈季常的侠肝义胆以及苏轼不记前嫌的风范,为人们的交谊树立了典范。     

前苏联民族政策与车臣问题的由来

车臣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与前苏联在政治领域内实行的民族政策不平等有一定的关系。处理民族问题,两点教训应引以为戒:一是遵循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科学引导;二是保证各民族平等。     

斯大林时期苏联苏维埃体制的变异

斯大林时期是苏联苏维埃体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苏维埃就形式而言,它已臻于完备。但也是在这一时期,苏维埃一步步地完成了它的象征化的过程,彻底蜕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表决器,一个名副其实的橡皮图章。它的存在,只仅仅具有象征和粉饰的意义了。